孙中山缘何走上反清道路(3)

　　大学毕业前夕，孙中山的交际网络大致有两个层次，一是家乡（包括檀香山）的亲友故旧，二是粤港求学时期的师友。

　　第一个层次的交往，是在少年时期自然形成的，在其中起纽带作用的是传统亲缘和地缘关系。这个网络的关键人物，是孙中山的大哥孙眉，他为孙中山提供的不只是走出国门、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而且是一个亲友网络。通过孙眉的居中连接，这个网络构成了孙中山一生活动的“后院”、“基地”，1895年首次反清举事，最初的人力和经费支持即来自于此。特别是孙眉，为了支持孙中山的反清活动，数十次变卖自己的地产，直至于1906年破产。这个网络中的另一名重要角色陆皓东（1867-1895），对于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也有重要的影响。他是孙中山的幼年好友，二人年龄相仿，并且有着相似的边缘背景，当孙中山随孙眉前往檀香山读书时，他也随在上海经商的父亲居住。后来孙中山在香港学医，陆皓东则在上海学习电报，毕业后一度充任电报翻译生。与孙中山一样，陆皓东对于中国人的迷信愚昧和国家的腐败落后心怀不满，两人情投意合，曾经联手毁坏家乡神庙的神像，又一同加入了基督教。后来，他成为孙中山的早期革命同志之一，在1895年广州举事时被捕遇害，后被孙中山褒奖为共和革命的首义之士。

　　与第一个层次相比，第二个层次的交往，则带有更强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基督教成了这一交际网络的主要联结纽带。孙中山就读的香港拔萃书室、广州博济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都有着基督教的背景；他入学博济医院，还曾得力于受洗牧师的介绍。正是在这三所学校读书期间，他主动结交了区凤墀、王煜初、喜嘉理几位牧师，康德黎、孟生、何启几位师长，以及郑士良、杨襄甫、陈少白、左斗山等教友。1891年春，他还参加创立了香港教友少年会，号召青年教友“毋荒其道心，免渐坠乎流俗”，“培道德于有基”。这种交往，逐渐将青年孙中山引入一个职业分立、信仰同一的新式社会，正是这个社会，给了他向上流动所必需的知识、技能、价值和制度等方面的资源。而这些东西，他既无法从中国正统社会中获取，它们也与传统的社会流动资源迥异。因此，孙中山的个人发展愈是依赖于这些资源，他的人生道路，便愈加远离以清廷为中心的正统社会。

　　在这个网络中，孙中山、郑士良（1863-1901）和陈少白（1869-1934）思想成长的交互影响，尤其值得注意。郑、陈二人与孙中山年龄相去不远，都有变革社会的志向。郑士良是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时的同学，少习武术，与绿林豪侠和洪门会党有着广泛的交游，而后者所联系的下层秘密社会，此时已经显示了强大的颠覆力，1891年长江教案便是明证。孙中山对他“一见奇之”，遂引为知交。正是通过郑士良，孙中山第一次感知到了中国秘密社会中潜藏着的力量。陈少白则是一位文士，“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曾入广州格致书院就读，不久之后因受孙中山的影响，也入香港西医书院。孙、陈后来都回忆说，他们两人加上尤列、杨鹤龄，经常聚在一起，“放言”“纵谈”反清之志，以至被人称为“四大寇”。

　　实际上，“四大寇”的提法并不准确，参与他们四人聚谈的还有郑士良、陆皓东等人。所谓“四大寇”的传说，也是一个被神化了的叙事，用它来证明青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经成型，自然不妥。但剥开这个叙事的虚饰成分，它的原型便跃然纸上，这就是青年学生特有的一种交往模式，即志同道合的青年好友之间相互砥砺、互相助长对方的想象世界。青年人本就富于想象，对于社会现实有一种天然的反叛倾向，不过这种反叛不一定表现在行动上，更多的时候它表现在言语、想象中。对于一般青年而言，在社会化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期，这种想象可能比较强烈，但如果没有适当的土壤，在现实生活的强大影响力面前，它也会逐渐萎缩。然而，三两位个性比较强烈、心志比较坚定的好友能够长期聚在一起，无拘无束地“放言”“纵谈”，情况就不一样了，这等于是一张温床，不知不觉中，一个共同的想象世界，便逐渐被建构起来。在现代学校教育体制下经历过学生时代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种体验。孙中山等人本就心怀变革的愿望，只是这种愿望还不甚明晰。而通过这种“纵谈”，他们对于新社会的向往更加迫切，一种“革命”志向，逐渐在他们心里升腾起来。尽管它还不太明确，还很难与改良区分开来，但它已经融汇到孙中山等人的人生理想中去了，并将对他们此后的人生选择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果然，青年时代结交的这些密友，日后大都成为孙中山革命生涯中的得力同志。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孙中山的交际网络中，没有一个正统的读书人，也没有一位“朝廷命官”，有的只是位于边缘位置的华侨资产者、传教士、西学背景出身的新式知识分子，以及下层精英。同为具有革新思想的激进分子，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交际网络，主要在士大夫阶层中展开。康有为上书，声震朝野；梁启超撰文，享誉士林；他们聚徒讲学，组会办报，这一切，都加强了他们与正统社会的联系，提升了他们的地位和影响。相比之下，孙中山的交际网络却大不一样。显然，它与正统社会的联系更微弱，与外部世界和底层社会的联系却更真实、更广泛。作为一名来自边缘社群的青年，孙中山既然难以进入正统社会，在整个社会已经呈现边缘颠覆中心、底层颠覆上层的结构性转变趋势下，他的人生道路，自然只能随着这一趋势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