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慈利籍反清斗士参加自立军起义

　　清朝末期“戊戌变法”以后，中华民族危机加深。“戊戌维新运动”失败，证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推行改良主义走不通，这使许多有志之士逐渐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改良道路产生怀疑。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传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遂为反清斗士所接受，促使他们逐步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辛亥革命序幕“自立军起义”就是在此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自立军”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会党等诸多社会力量组成的联盟武装。1900年8月，以唐才常为首的一批爱国进步知识分子，发动“两湖地区”为中心的自立军起义。自立军起义经历较长时间的酝酿过程。

　　1899年秋天，经兴中会会员毕永年介绍，唐才常与孙中山会晤于日本横滨。他们共同商讨湘鄂以及长江流域起义计划，具体部署比较周详。唐才常还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商定，唐才常等人回国利用会党和新军发难，康、梁负责向海外华侨募集会款。慈利县籍李炳寰、田邦璇、田邦玙、姚生范与唐才常、秦力山、林圭、吴禄贞等人启程回国。

　　1899年冬，唐才常在上海英租界成立“正气会”，纠合爱国正气之仁人君子，壮大革命力量，共图救国方略。慈利县籍李炳寰、田邦璇、田邦玙、姚生范等人联络一批志士参加正气会。

　　1900年春，改正气会为“自立会”，印发“富有票”，广泛联络会党。自立会内分为军事、政治两部，其中坚人物以留日学生居多。其中，不少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兴中会会员。自立会会员称作“会友”，每人持“富有票”一张，作为会员凭证。自立会会员吴良愧以湘西联络员身份，携带富有票5000张，从汉口回到家乡慈利县，积极开展活动。1900年7月，唐才常主持在上海召张园开“国会”，宣布“国会”宗旨。推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林圭和沈荩为干事。

　　1900年8月，唐才常组建“自立军”，自任诸军督办，统率全军。自立军下设五军：前军由秦力山、吴禄贞统领，驻安徽大通；后军由田邦璇统领，驻安徽安庆；左军由陈犹龙统领，驻湖南常德；右军由沈荩统领，驻湖北新堤（在今洪湖市）；中军为自立军本部，由林圭、傅慈祥统领，驻汉口；总会亲军和先锋营，由唐才常亲自指挥，并运动各省会党和防军发难。自立军总部设在汉口英租界李炳寰住所“李慎德堂”。参与起义的武装力量发展迅猛，规模庞大，人数多达10万人，以长江流域各省哥老会会员为主。唐才常等人决定于1900年8月9日在汉口举行起义，湘、鄂、皖三省五路人马同时响应。

　　离起义之日越来越近，但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允诺的海外接济汇款迟迟未到。自立军粮饷无着，唐才常等人只得延期举义。因为长江沿岸戒严，安徽大通自立军负责人未得延期通知，秦力山等人在安徽省巡抚署卫队管带孙道毅(慈利籍人、孙开华之子)相助下，仍按原定计划于8月9日在大通准时进行起义，攻占厘金和淮盐督销局，占领大通县城。两江总督刘坤一、安徽巡抚王之春闻讯急调安徽、湖北两省清军进剿，另派三艘兵轮驶入大通江面进行堵截。大通自立军起义终因孤军奋战，兵力不敌，于8月11日不幸失败。

　　就在大通自立军起义当天，唐才常从上海溯长江而上，到达湖北汉口，积极部署起义。但因饷械延误，起义被迫拖延。此时，传来大通起义失利消息，湖北清军蠢蠢欲动。唐才常等人破釜沉舟，再次定于8月23日在汉口起义，湘鄂各地同时并举。不料事泄，湖广总督张之洞于8月21日下令清军将士包围唐才常、林圭在前花楼街宝顺里4号住所和设在汉口英租界李慎德堂的自立军总部，并于次日逮捕唐才常、林圭、李炳寰、田邦璇、田邦玙、杜子培等20多人。次日清晨，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田邦璇、李炳寰等20余人在武昌紫阳湖畔同时就义。田邦玙因未满16岁，保得性命。

　　在汉口自立军总部被破坏时，中军官带李超廷正在总部楼上把守楼门，他用板凳、桌椅抗拒。清军兵勇被他打伤十数人，上不了楼。兵勇由楼梯向上猛冲，被他一脚一个踢了下来。可是，上来的兵勇太多。李超廷支撑不住，大喊一声：“杀下楼来呀！”楼下兵勇摸不清楼上虚实，吓得往后直退。李超廷乘机攀床跳垣，跳到隔壁晒楼，后从屋顶逃脱。后来，李超廷曾打算劫法场，只因人数不齐，未能动手。8月22日清晨，唐才常和林圭等20余人在武昌紫阳湖畔英勇就义之时，他赶到法场吊唁一番。

　　晚清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较早地把挽救民族危亡和推翻清朝统治相结合的一次尝试，是中国资产阶级从改良走向革命的标志，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首个环节。自立军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是戊戌变法以后在长江流域掀起的有10多万人参加的武装斗争，锋芒直指掌握清朝实权的后党顽固派，确实具有进步意义。这次起义从酝酿到发动的过程中，各个阶级的爱国力量，都曾积极参与活动。其中，既有革命派，也有改良派，还有秘密的会党。因此，自立军起义以后，爱国的改良派发生分化，转向反清革命，壮大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为清朝灭亡敲响丧钟。从此以后，不仅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界线逐渐明确，而且大批青年走上反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这对推动辛亥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据林绍先编写的《自立会人物考》和吴良愧撰写的《自立会追忆记》等历史资料记载，慈利县籍李炳寰、田邦璇、田邦玙、李超廷、姚生范、汪楚珍、杜子培、李石存、吴瑑保、蔡成耀、朱序淇、蔡湘和蔡闳等一群有志之士，参与自立军起义，成为起义军中坚力量，株连亲属吴恭亨、李莲航和李柱寰等人。

　　一、清代“慈利县公子班”举事简况

　　清代末期，慈利知县葛秀华、刑幕刘佐楫以及富绅李德灼、朱先赐等人，在田邦璇、李炳寰、姚生范游说下允诺加入自立会，慈利党事萌芽自此开始。自立军总部被破前，姚生范奉命回到慈利召集军队，准备起义。

　　李超廷，又名李生芝，慈利县环溪人。汉口自立军总部被破获后，反清志士李超廷先至岳阳，遇见慈利县同乡、自立军中军粮台汪楚珍。汪楚珍告知自立军右军统领沈荩尚在岳阳，李、汪两人找到沈荩住所。李超廷向沈荩详细叙述汉口自立军总部被破情形，并将自己准备回乡组织武装、东山再起之意告之沈荩，沈荩表示支持。沈荩拿出花银1200两，要他同汪楚珍回到原籍组织义旅。李超廷同汪楚珍回到慈利以后，迅即与受唐才常之命已回慈利募款的姚生范联络。他们在葛秀华、刘佐楫、李德灼、朱先赐等人暗中支持下，借办团练为名，号召义旅，制造军械，并且沟通九溪营兵丁，组成10余营，意图再举。以李超廷为统领，所部骨干多为慈利世家大族子弟，故有“慈利县公子班”之号。“慈利县公子班”仓促集合，未经训练，不足迎敌，终不可振。不久，湖南巡抚俞廉三派遣军队镇压，李超廷率十余营“慈利县公子班”与官军作战。数日以后，在清兵围逼下，队伍瓦解，李超廷身负重伤，不幸被捕。在被押送长沙途经武陵县(今鼎城区)大龙驿时，伤发而死。不久，汪楚珍也在慈利县两水井被捕，后来就义于长沙。

　　姚生范获狱三年，葛秀华、刘佐楫也被清廷撤职查办。昙花一现的“慈利县公子班”自立军虽然失败，但它是戊戌变法以后在慈利县境内的一次武装斗争，也是自立军继大通起义之后第二次真正意义的武装斗争，锋芒直指掌握清朝实权的后党顽固派，具有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