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汉”一词的历史渊源

辛亥革命网 2023-11-04 14:28 来源:人文武汉 作者:王汗吾 查看:

“大武汉”一词的频繁运用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内涵体现的是城市地位尤其是经济体量在国内的重要性。从“武汉”到“大武汉”,其历史渊源可谓草蛇灰线,有迹可查。

  “大武汉”一词的频繁运用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内涵体现的是城市地位尤其是经济体量在国内的重要性。从“武汉”到“大武汉”,其历史渊源可谓草蛇灰线,有迹可查。

汉阳 武昌

  “武汉”一词的远源是长江中游江汉朝宗的双城现象

  1800年前的东汉末年,长江中游江汉朝宗之地,汉阳出现却月城、鲁山城,武昌出现夏口城,首现长江两岸对峙的双城现象。双城现象前后延绵千年,到唐宋时期的鄂州城(今武昌)和汉阳城臻于鼎盛。鄂州城南市和汉阳城南市规模宏大,江上“双城”巍巍壮观,在唐宋文学名家的笔下多有记述。

  李白在《江夏寄汉阳辅录事》一诗中描写“双城”景象:“谁道此水广,狭如一疋练。江夏黄鹤楼,青山汉阳县。”

  李群玉也在《汉阳春晚》中写道:“汉阳抱青山,飞楼映湘渚。白云蔽黄鹤,绿树藏鹦鹉。”杜甫有诗《余下沔鄂及登舟将适汉阳》,刘长卿有诗《秋日夏口涉汉阳献李相公》,等等,不胜枚举,都表现了往来于武昌、汉阳的情景。

  晚唐诗人罗隐在《忆夏口》一诗中写道:“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多酒楼”。北宋末年的胡寅描述汉阳南市:“平时十万户,鸳瓦百贾区。夜半车击毂,差鳞衔舳舻。”极言汉阳南市规模宏大。

  南宋诗人陆游的《入蜀记》直接将鄂州城(今武昌)与都城钱塘(今杭州)和繁华的建康(今南京)相提并论,写道:“至鄂州,泊税务亭,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

  范成大在《吴船录》中也有类似记述,:“午至鄂渚,泊鹦鹉州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闬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其盛壮如此。”

  唐宋时期巍巍壮观的武昌城、汉阳城“双城”现象,到元代明确出现“双城”一词。元代诗人余阙(1303—1358)在咏汉阳《秋兴亭》一诗中写道:“涉江登危榭,引望二川流。双城共临水,两岸起飞楼。”“双城”一词的出现,至今有700年了。

  明万历元年(1573年)姚宏谟的《重修晴川阁记》,首次使用“武汉”一词合指武昌府武昌城和汉阳府汉阳城。他说:“岁时以职事走会同,酬应仓卒,倏来旋往,则武汉之胜迹,亦莫得而恣其观游焉。” “武汉”一词的出现,至今有450年了。

  从1800年前的江上双城到400多年前的武汉三镇形成,其间历时约1400年。

  “武汉”一词被晚清封疆大吏频繁使用

  清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武汉,官文、胡林翼等反攻武汉。胡林翼上奏:“贼情诡谲,军情随时变幻。武汉之贼一日不尽,荆州不得安枕。贼踞汉阳,倚江为险,绝我粮道,阻我援军。今欲复武昌,必先攻汉阳,夺贼所恃之险,而后武昌可图也。”

  咸丰五年,太平军第三次攻占武昌,胡林翼上奏:“臣惟荆襄踞东南之形胜,而江汉又为荆襄之咽喉。自正月初七日贼踞梗塞,自二月十七日武昌复失,而南岸又已蔓延。此时之计,惟当急攻武汉,乃可内固荆襄;武汉速复,则南岸之崇、通、兴、冶等处次第可以肃清。”

  咸丰七年,官文、胡林翼上奏:“湖北为长江上游要害,武汉尤九省通衢,自来东南有事必争之地。”

  在1860—1861年的安庆之战中,曾国藩给正在围攻安庆的曾国荃写了一封信:“群贼上犯,其意无非救援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围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

  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在奏折、示谕中,多次使用“武汉”一词。如1898年,张之洞令江汉关监督照会日本领事,要求他们禁止中国报馆“妄登纪录”:“乃查阅汉报,其所纪武汉近事,每致传闻失实,而于官办政事,尤多影响之谈,甚或以无作有,以小报大,多不可信。”

  “武汉”一词被晚清封疆大吏频繁使用,始于160年前,并延续约半个世纪。

  “大武汉”一词滥觞于清代早中期的“天下四聚”、“四大名镇”以及“九省通衢”

  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旅行家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说:“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也就是说,在清初,汉口镇已经是与京师北京、长三角地区经济重镇苏州、珠三角地区经济重镇佛山并称的经济重镇,并且是国内经济腹地最广大的经济重镇,这也是后来“大汉口”“大武汉”之滥觞。

  从康熙年间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前的乾嘉年间,100多年里汉口镇一直是国内最大的商业手工业城市,同时号称“九省通衢”“四大名镇”,不仅可以与北京、苏州、佛山、景德镇、朱仙镇等一线城市媲美,更睥睨后起之秀上海,因为那时的上海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松江府府城和上海县县城,只能号称“小苏州”。

  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后,上海等地五口通商,上海在三四十年间迅猛发展为亚洲最大近代化都市。1858年开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沿海增加到十口通商,长江流域增开汉口、九江、镇江商埠。因为汉口是中国最大的商业手工业城市,有着最广大的经济腹地,是外国资本必欲深入的商品市场。汉口开埠以后,也是在三四十年间迅猛发展为内地最大的近代化都市,可以与沿海的上海、天津、广州等近代化城市相提并论,“大汉口”名不虚传。

  不过,“大汉口”的大,并不大在城市面积大,而是体现在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和人口集聚之上。

  明末崇祯八年(1635年)修筑的袁公堤(今长堤街),从硚口(今汉江边硚口路)到堤口(今长江边民权路附近),保护了以汉正街(长约1600米)和黄陂街(长约800米)为主轴的汉口镇免遭经常性洪涝灾害。袁公堤弓形弧长约3200米,其围合的街区宽度在300—1200米之间,明代汉口镇总面积约2.6平方千米。

1877年汉口镇地图中的汉镇堡垣(大弧线)与袁公堤(小弧线)

  清代早中期,汉口镇城区跨越袁公堤,视前花楼正街(今黄陂街)为主轴,向两侧发展,东沿长江边至广利巷(今江汉路),西至花布街和后街(连接为今花楼街)。

  经过约200年,到晚清1864年修筑的汉口堡垣,其从硚口(今汉江边硚口路)到沙包(今长江边一元路),弓形弧长约5300米,围合的汉口镇总面积约4.9平方千米。除去堡垣内划定和预留的租界区0.93平方千米,华界面积约3.97平方千米,比明末的汉口镇扩大了1.37平方千米(扩大52.7%)。

1868年汉口镇地图中的汉镇堡垣

  在这接近4平方千米的汉口镇老城区中,据康熙年间的晏斯盛《请设商社疏》所奏,“楚北汉口一镇,尤通省市价之所视为消长,而人心之所因为动静者也。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消米谷不下数千(石)。”

  1861年汉口开埠、对外通商后,随着汉镇堡垣以外德日租界(总面积约0.85平方千米)的设立,汉口堡垣的拆除,以及修筑京汉铁路、张公堤等,汉口城区逐步扩展,铁路线以内的市区面积达到约10平方千米。

  而随着对外贸易、外资工业、洋务运动和民族工商业的交互作用,汉口的经济地位直线上升,以至于清末的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在《汉口—中央支那事情》一书中惊叹:“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近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方之芝加哥。”有资料表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汉口有60万人。

  “大武汉”一词萌芽于孙中山的“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在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中,曾经主张建都武汉,他说:“枢轴总揽水陆交通,西连巴蜀滇黔,北控秦晋伊洛,武昌真是天下根本重地。有人说,武昌僻居腹地,南京尤感偏枯。欲求消息灵通,跟上世界脉搏,就该建都于上海。殊不知上海孤峙海隅,租界环立,四面受敌,很不可靠。一旦强邻压境,必趋危殆。但溯吴淞、沿长江而上,镇江、南京、芜湖、安庆,叠锁重闩,居中驭外的还要推武昌为天府。至于士气民心,素称振奋,武昌首义之功,就是最好的表现。”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特别看重武汉的交通优势、工业基础、贸易地位等,明确提出“武汉将更形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孙中山将武汉确定为“世界最大都市之一”,并且确定将来其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直接导致了二三十年代“大武汉”一词的诞生。

  作者:王汗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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