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缘何走上反清道路(2)
辛亥革命网 2010-11-01 00:00 来源：近代中国网 作者：李恭忠 查看：
由于这种家庭背景，孙中山的教育经历，也与当时的正统模式相异。虽然在9-12岁时，他曾在家乡的村塾里读过几年书，但所学内容不外传统的蒙学入门读物，学习方法则是死记硬背，因此，这点儒学教育背景，并没有将少年孙中山领进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从13岁到16岁，他在檀香山的意奥兰尼学校读书，毕业后短期就读于檀香山和香港的两所教会学校，然后又在港英当局的官立中学--中央书院读了两年书。从20岁开始，他接受了6年的职业训练，先后在广州和香港学习西医。在此十余年间，他学习的内容，全都是来自于英语世界的人文知识和自然科学，并加入了基督教。
这种经历和教育背景，使孙中山在疏于中国主流文化的同时，感受到了另一种文明的魅力。他后来回忆说：“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在香港读书，暇时辄闲步市街，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故里香山…情形迥异，香港整齐而安稳，香山反是。……我恒默念：香山、香港相距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随着生活世界在他面前渐次展开，这种感触在孙中山那里逐渐变得强烈，一种改造中国的愿望，也逐步滋长起来。
应该指出的是，华侨社会和东南沿海边缘社会，本是有一定距离的，但在孙中山身上结合在一起，乃是他个人力争的结果，其中显示了社会结构与个人意志之间的辩证关系。檀香山华侨社会这一微观结构中，还保留了一些中国正统社会的惯习，华侨大都比较保守，对于传统权威仍然很敬畏，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直到1894年孙中山前往那里组设兴中会时，华侨中大部分人，都认为他是在“作乱谋反”，害怕因此破家灭族，少有人响应，“虽亲戚故旧亦多掩耳却走”。一开始，孙眉也希望孙中山做个安分守己的商人。得知他加入基督教，更在家乡颠覆传统神权，孙眉大发雷霆，诱使他重返檀香山，加以责打，然后把他送到商店里做学徒，试图以此迫使他就范。但孙中山的性格比较刚烈，没有屈伏于孙眉的压力，而是坚持己见，设法回国学习，并以此感化了孙眉，使他支持自己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从而将两个边缘社会连接到一起。
这种边缘性的个人背景，对孙中山的人生道路有着结构性影响。一方面，它决定了孙中山屡遭正统社会拒斥的命运。在19世纪末的中国，尽管“西学”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儒学仍然在整个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维系着官僚士大夫群体的基本知识结构和价值认同。一批出身卑微、主要依凭于“西学”背景的洋务知识分子，当时虽然比较活跃，但在传统士人眼里却是“杂品”、“末流”，耻于与之为伍。就连身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的严复，也深感“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蛮夷)”，而四次参加科举，希望重入“正途”。 因此，下层农家子弟如果不会读书应试，又没有别的门径，即使接受了新式教育，也还是难以进入上层社会。对于这一弱点，孙中山自己也有着清醒的认识。
另一方面，它也使孙中山具有同时代许多读书人所没有的潜在优势。因为，经过半个世纪的中西交往，在通商口岸地带，异于中国正统社会的变革要求越积越强，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已经显示了欲以边缘颠覆中心的迹象。这一迹象先是隐约见之于王韬（1828-1897）、郑观应（1842-1922）等人的言论，然后集中表现为康有为（1858-1927）的一系列著作和上清帝书。同样是从西方文化中汲取变革的思想资源，但王、郑二人的个人际遇，却与康有为大不一样，前者只能在外国人控制的地盘下发表一些颇具新意的言论， 而后者却能够上达“天听”，声震朝野。这一差异的背后，虽然有着个人策略的作用（比如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但主要还是反映了中西力量对比的格局变化，以及新兴边缘社会影响力的增强。孙中山比王韬小38岁，比康有为小8岁，而他对新兴边缘社会的卷入，却比王韬和康有为还更广泛。因此，孙中山可谓生得逢时，不仅可能避免王韬式的边缘化命运，并且还有可能成为新时代的弄潮人物。
如果说，身世背景对个人道路的制约还比较隐晦的话，那么，社会交往的展开，则使这种制约得到具体体现，同时并强化了这一结构。由于受边缘性身世背景的制约，青年孙中山的社会交往呈现边缘化特征。随着这种边缘化交往的展开，孙中山的个人身份也逐渐凸显边缘性，日益疏离于以清廷为中心的正统社会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