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缘何走上反清道路(4)

　　青年人涉世之初，都有一番不凡的抱负，但这一抱负能否顺利转化为现实，则取决于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契合程度。如前所述，孙中山的个人身世背景、交际网络，都远离当时中国的正统社会，他自然难以与正统社会结构契合，经过一阵并不愉快的磨合，最终走向了与清廷的决裂。

　　1892年7月，也就是在26岁那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正式开始了职业生涯。然而，这一过程并不顺利。虽然一同毕业的只有他和江英华两人，但他们在香港仍然找不到工作。后来，依托澳门的镜湖医院--一所华人设立的慈善性质的中医院，孙中山得以在澳门开业行医，并借款开办了东西药局，但刚刚有了起色，又受到了澳门葡人医务当局的排斥，一年后被迫前往广州，经营状况仍未好转。

　　最重要的，孙中山内心的革新理想在正统社会中找不到实现的途径。他曾经对当政者寄予一定的希望，早在大学毕业之前，就尝试过结交正统社会的上层人物，指望借助于他们来实现自己的社会革新理想。他选定的首位结交对象，是同乡先贤郑藻如（1824-1894）。郑是一位退隐于乡的官绅，有着不同寻常的履历，曾任江南机器制造局帮办、津海关道，以及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属于李鸿章一系的洋务干将。1890年，孙中山致书郑藻如，申明自己志在国家，“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翘首以期用世”，多次想上书总理衙门指陈时势，又考虑到尚无实践经验而作罢。因此，他提出劝农桑、戒鸦片、兴教育三项“实事”，请郑藻如牵头提倡，先在本县试行，然后必有别的地方起而效仿，则可风行天下而利百世。之所以要请郑藻如牵头，孙中山解释说，是因为自己出身贫寒，“既不能学八股以博科名，又无力纳粟以登仕版，”恐怕没有号召力。显然，对于自己身世背景和知识经验的局限，孙中山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试图借助上层人物的力量，通过实际行动来弥补这一缺陷，以图一展抱负。可是，病老于乡的郑藻如没有作出什么回应，孙中山盼望中的机会落空了。

　　大学毕业时，机会似乎再一次降临了。据江英华回忆，当时他和孙中山在香港找不到工作，他们的老师康德黎便托香港总督罗便臣致书英国驻华公使，请他向李鸿章推荐孙、江二人。李鸿章答应他们赴京候缺。可是，当孙、江二人在康德黎的陪同下，前往两广总督府领取前往北京的证明物事时，总督衙门多方为难，要求二人填写三代履历等等，他们便赌气离开，决定不去北京了。李鸿章是革新派的代表，又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与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之间，于是有了一重名义上的庇护与被庇护关系。孙中山等人在人生的转折关头求助于他，既符合中国人的交往规则，又不失为一条施展抱负的捷径。但这一机会的失去，其中既见青年人的情绪冲动，但更体现了正统社会对边缘社群的排斥机制，即“填写三代履历”云云。由这件事，孙中山再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边缘背景与正统社会之间那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因而，他对于清廷的不满也进一步增强。

　　大学毕业后，职业道路受挫，孙中山的革新抱负再一次活跃起来。1893年冬，他经营广州中西药局失利，干脆将之撇下不管，回到家乡撰写了长篇文章，打算送呈给李鸿章，以此进身上层社会，一展革新宏图。与四年前的致郑藻如书相较，这份上书的结构和内容，以及上书之举的缘由和用意，都有着明显的连续性和相似性。他首先申明自己的不凡抱负和知识背景，“…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则能洞其阃奥。”接着，他提出并详细解释了四条“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然后，他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志向，“…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已穷求其一矣。…不自知其驽下而敢求知于左右者，盖有慨乎大局，蒿目时艰，而不敢以岩穴自居也。”并解释说，上书之举“非欲徒撰空言以渎清听，自附于干谒者流，盖欲躬行而实践之，必求泽沛乎万民也。”那么，孙中山打算“躬行而实践之”的是什么呢？还是农政。他对李鸿章的具体请求，是玉成自己考察各国农政、振兴中国农事之志。

　　对于这次上书之举，孙中山可谓全力以赴，也寄予了很大希望。为了达于李鸿章之手，他动用了所能用上的全部关系网络。他先找到前澳门海防同知魏恒，请他致书将自己介绍给上海的盛宙怀，再请盛宙怀致书将自己介绍给其堂兄盛宣怀，准备通过盛宣怀将上书转呈李鸿章。到上海后，孙中山又得见同乡郑观应，郑与盛宣怀熟识，于是又为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介绍信。经过几度转辗，孙中山的上书终于到达了李鸿章手里。

　　但是，这次费尽周折、凝聚着青年孙中山全副努力的上书之举，仍然没有产生任何反应。李鸿章甚至没有接见他。这一结果，让他看清了自己与正统社会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再加上次年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的失败，彻底摧毁了他对于当局仅存的一线希望。这种感触是那么强烈，以至于两年多以后回忆此事，孙中山仍然禁不住“怃然长叹”。由此他清楚地认识到，欲实现自己的革新理想，便要从底层和边缘入手，将正统社会整个地颠覆。于是，他放弃了和平方式，着手组织兴中会，一年之后，便有了广州乙未举事。

　　总的来看，青年孙中山之所以走上反清道路，有着结构性的缘由，即他那边缘性的身世背景与以清廷为中心的正统社会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学生时代交际网络的展开，则使他的身份愈益边缘化，并助长了他反抗正统社会的心志。这种背景决定了他难以进入正统社会，纵然他主观上想跻身于其中，但还是被后者无情地拒之门外。在整个社会已经呈现边缘颠覆中心、底层颠覆上层的结构性转变趋势下，因边缘身份而屡遭正统社会拒斥的青年孙中山，便自然地走上了反抗后者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