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的民智大开(3)
辛亥革命网 2011-08-04 00:00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刘婉媛 查看：
张元济将刚刚从日本归来的高梦旦聘为编译所的国文部部长，负责教科书的编撰。高梦旦在日本考察的时候，认定日本维新成功的根本在于教育，而教育的根本在于初等教育的基础——这一想法与张元济不谋而合。中国的变革所经历的起伏让他认识到，光是培养知识精英对于一个国家的变革与进步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无良无贱，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才能提高国民的素质，国家才有希望。
国文教科书由蒋维乔编写，张元济和高梦旦进行修订。这一国文教科书的内容编写完全没有依照学部所颁布的学堂章程，而是根据新学堂的教学需要，制定了更为科学、实用的教学程式。
除了识字、造句、作文功能以外，这本国文教科书注重启迪孩童的心智和品格的塑造。编者在《编辑缘起》中指出，课文材料极力颂扬中华传统美德和悠久文化，但也极力矫正一些陋习，如迷信、缠足、吸食鸦片等等，“务使人人皆有普通之道德知识，然后进求古圣贤之要道、世界万国之学术艺能。”书中没有强调尊孔，没有宣扬作为中国旧道德核心的“三纲五常”，摈弃了“二十四孝”“节妇”等封建价值观的内容。
《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的作者汪家熔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当时高梦旦找到了市面上已经出版的所有新版教科书，一一探究其中所有的缺点，共列出了十八条，又拿去找到朋友们充分评说，从内容到排版，都避免再走弯路。比如排版，因为小学生课本课文很短，原来的教科书，会在一页之内排上六七课内容，在商务版的新教科书中，都是对开页上一页排课文，另一页排图片，图文并茂，非常新颖。
这本有违帝国意志的国文教科书在1904年2月13日正式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所前挤满了争购的人群，首印的四千部在两三天之内即销售一空。《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翻印了30多次，发行总量达到一亿册。这套教科书，虽然不是最早的，却甫一出世，就成为最权威的，在辛亥前后十余年中，它占了全国国文教科书发行量的60%，以后人们再编写的新课本，也都是沿用它的路数。
之后，蔡元培、高梦旦、张元济三人又联合编写了《最新修身教科书》。这套旨在品德教育的教科书中，全文不提“忠君”，毫无歌颂皇帝、皇太后的内容，而是开始引入资产阶级的国民意识和民主、平等、博爱等新观念。
谢洪赉编著的地理学教科书，将晚清描绘为“震旦暗晦”的时代，中国人需“睁眼环顾，始悟四洲”。本书重点考察“国政”，称英国是“首创军民共主之立宪政体”国家，而介绍“北美合众国”时则把国政分为“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权。
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的一系列语文、修身、历史、地理等涵盖现代教育各个学科的教科书，无论是内容还是思想上都独具锋芒。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标志着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从输入新理学的时代，迈入了构建常识的时代。
“仅言兴学，学不能兴也”
到了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商务印书馆掌门人张元济花了几乎一年的时间，进行了一次环球旅行。
那一年的二月，张元济戴上发套，掩藏好脑后的辫子，登上了西行的轮船。他取道新加坡、锡兰，经红海和地中海到达荷兰，在欧洲各国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游历和考察。随后，他又前往美国和日本，在当年的12月从日本回到了上海。
环球旅行之前，在出版和教育领域已经获得杰出成就的张元济，一次次被保举到朝廷的外务部、学部等重要部门任职，但重登仕途已非他心所愿。他最终只是接受了学部的召唤，到北京参与教育制度、章程的起草和修改，但表示“无意在京久留”。
环球旅行归来后，原本只是刻意与朝廷保持距离的张元济，开始对清廷进行抨击，尽管他的言论相对温和。一年的环球旅行让他认识到，“仅言兴学，学不能兴也”，教育、尤其是普及教育是一项国家政策，办学不可能仅仅是有识之士们的独立行为。而清廷空喊了十年“多办蒙养学堂”，在财政拨款上却无所作为，令他只能扼腕兴叹。
在主持召开中央教育会议期间，张元济前去拜会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匡力，提出“移买枪炮钱办教育”的要求。彼时，清未立宪派已经连续发动三次大请愿，要求清廷召开国会、颁布宪法，被清廷暴力打压。在面见奕匡力之时，张元济批评朝廷自宣布预备立宪以来三年间，“所行新政，皆是有名无实”。
和当时许多立宪派人士一样，尽管痛心疾首，但仍未与朝廷决裂，期望用一种相对温和的改良方式，以较小代价来换取民族复兴。可是，一场革命已是箭在弦上。未几，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张元济也看着自己曾为之服务的满清王朝走到了穷途末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