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的民智大开(2)
辛亥革命网 2011-08-04 00:00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刘婉媛 查看：
诚如张元济所言， “天心虽转，时尚未来”，戊戌年这一场晚清王朝最后一次政治自救的尝试，持续了103天就草草收场了。君主被幽禁，维新派人士或被杀或出逃，张元济还算幸运，在等着坐牢杀头的时候，得到了李鸿章相助而免于一死，最后得到的惩罚是革职永不叙用。在李鸿章的推举之下，张元济前往上海，在洋务派中坚人物、南洋公学督办盛宣怀的安排下，在该校筹办译书院。
洋务运动兴起后的西风东渐，使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精英认识到，要将积贫积弱的中国带往现代化道路，必须打破陈规，向西方学习。和当时许多进步人士一样，张元济一直主张以西学开启国民心智，并将翻译西方典籍视为“鼓动人心”的重要手段。
当时，译书的品种还相当片面单一。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兴起之时，以为中国一切都比外国强，只是武器不如别人，因而当时所译书籍多是有关制造船舰、枪炮及其数、理、化理论基础。到了甲午战争之后，又觉得何止是枪炮的问题，于是许多关于法制、史书的译作又纷纷出炉。到了19世纪末，中国的翻译书籍约近千种，但多为针对具体问题，而西方那些对人类思想具有颠覆性意义的人文思想著作，尚未踏足中国。
直到有了严复。这位清末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留学英国回国后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他首先完成了译作《天演论》，用曾经极大影响过西方世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号召国人救亡图存，令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振聋发聩。
张元济与严复惺惺相惜。这两位同样灰心仕途的前中央官员，已将事业心转到文教和启发民智之上。张元济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之后，向严复提供“谁也给不了的高额稿费和版税”。此番合作的第一个大手笔，就是翻译出版亚当·斯密的著作《原富》。这本堪称资本主义重要基石的著作，通过史实论证，最好的经济政策是自由的经济政策。之后，张元济又组织出版了严复翻译的《论自由》《法意》等等，系统地将西方古典经济学、政治学、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著作引进中国，这些译作无疑成为一代中国精英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为日后的反封建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
“最新国文教科书”令洛阳纸贵
戊戌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文教改革，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行“策论”取士，但保留“四书”“五经”内容；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堂，兼习中学、西学。维新变法尽管失败，但改革的种子已然萌发，文教变革在重重阻力中艰难前行。
历史走到1905年，观照西方的文化教育、科学的进步，有识之士发出“科举制度非改不可”的呐喊，最终令清廷不得不作出了一个被史学家们视为“新旧中国分水岭”的决定：废除科举制度。封建帝制通过科举制度施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崩溃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被颠覆，读书人的出路已经不在仕途，他们开始流向军队、商业等等社会的各个领域，许多人日后成为国家的反叛者。也有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选择出国深造，日后回到祖国成为“反封建，建共和”的重要力量。
废除科举的另一后果，就是启动了现代教育制度，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而新式学堂成立后，课程设置有了变化，四书五经显然不适用于现代教育。
此时的张元济已经离开南洋公学，加入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所。在废除科举之前三年，清廷先后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新的学制的教育方法，可谓是废除科举的前奏。在这个教育改革风起云涌的年代，市面上出现了各种新式的教科书，其中有的是教会从西方引进的教科书，并不适应中国国情；有的是由读古书的老夫子们所编，也不合乎现代教育逻辑。于是，张元济与蔡元培决定编一套教科书。
1902年 ，北京的大学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