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在海外大力宣传革命与争取外援，同时密切关注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在民生主义理论上有新发展，表现出坚定的革命意志、务实的革命策略和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的不凡境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为反清革命而奔走。12日，孙中山在丹佛意外获悉武昌起义成功。他几年后回忆：前一天傍晚自己抵达丹佛，处理工作忙至夜里才入睡。因终日在路途车中，体倦神疲，“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时，起后觉饥，先至饭堂用膳，道经回廊报铺，便购一报携入饭堂阅看。坐下一展报纸，则见电报一段，曰‘武昌为革命党占领’。”从武昌起义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经历了从海外政治流亡到归国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转折。

　　积极争取国外支持

　　孙中山深感革命党奋斗取得的成功远远超过了预期。他没有只顾沉浸在喜悦之中，或者乘兴立即回国投身反清革命、组织革命政权，而是为革命事业深谋远虑，觉得可以发挥自身优势，推迟归国，在国外游说美、英、法、德等国，大力开展革命宣传，为反清革命争取一些实质性的国际支持（承认即将建立的中国革命政府并给予借款，中止给清廷借款），让自己为革命作出更好的成就。孙中山回顾说：“时予本可由太平洋潜回，则二十余日可到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当然，孙中山也没有压制自己在革命初步获胜后的喜悦，第二天，他为同盟会芝加哥分会代拟了10月15日召开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的布告。

　　湖北军政府的某些政治策略，也有利于孙中山的海外活动。10月12日，湖北军政府致电上海，请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居正来湖北加强革命领导力量，并请转电孙中山“从速归国，主持大计。”10月13日，孙中山为赴纽约而路过圣路易斯，“购报读之，则有‘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云云。”10月31日，湖北军政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发布《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布告两件，借用孙中山在反清革命中的影响力鼓舞士气、稳定局面。10月15日，湖北军政府颁布了有孙中山“预定条例”名义的《武昌军政府组织条例》。孙中山几年后回顾说：“时武昌之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者。”

　　孙中山在10月26日于纽约与日本人鹤冈永太郎谈话中说：“目前华中起义，系由本人所指挥。”在10月31日给美国友人咸马里的电报中说：“黎元洪的宣言是难以解释的，突然成功可能助长其野心，但他缺乏将才，无法久持。各地组织情况甚好，都希望我加以领导。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在我们到达之前，不可能组成强有力的政府，因此贷款是必需的。”孙中山在10月对法国《朝日新闻》驻美记者说：“我有干练敏捷之人，散处重要之地，使号令一发，即可响应。”10月，各国驻北京外交使团收到由旧金山邮出的革命党人宣言文本三份，其中一份以孙文署名，宣传革命政府对外友好的外交政策，表示中国将要建立的共和政体“中央政府将与各国签订新的贸易条约和建立友好邦交，消除一切误解与冲突事端”。

　　面对中国革命的连锁爆发，欧美列强既不采纳日本数次提出的武装干涉主张，也不承认和支持革命政权，而是暂时观望，保持中立。孙中山所到的美、英、法三个国家对孙中山的态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礼节上有所区别。

　　10月18日，孙中山致函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要求秘密会晤。“诺克斯先生叫人答复说他到乡下去了，不能接见”。孙中山分析美、法、英、德、俄、日之朝野对于中国反清革命的态度，认为“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11月11日，孙中山抵达伦敦，托人跟英国汇丰银行和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交涉，要求四国银行团停止给清廷借款，并希望英国政府借给革命政府100万英镑。孙中山显然将英国之行作为重头戏。11月中旬，他还跟伦敦《河滨杂志》记者作长篇访谈，较为详细完整地讲述自己前半生的革命奋斗历程和革命理念，为辛亥革命大造宣传声势，结果格雷在11月14日让人转告孙中山：“英国将保持中立。”孙中山于11月21日抵达巴黎。他在法国的待遇要好些，23日在下议院受到礼貌接待。但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明确答复孙中山：“四国银行团和他们的政府对此态度完全一致，决定就财政金融观点方面严格采取中立。”于是孙中山觉得没有必要再赴德国。

　　孙中山在美、英、法国跟朝野人士广泛接触，游说、演讲、接受采访，积极开展革命宣传与争取外援，扩大反清革命在世界的影响，但争取外援则是空手而归，列强只承诺不再借款给清廷。

　　从事革命不能缺少经费。12月21日，孙中山在归国轮船上委托日本人山田纯三郎向三井会社借款：“上岸以后，请马上去跟三井的经理商量商量。”12月30日，孙中山在上海致电旧金山中华会馆：“现为组织中央政府，需款甚巨，委任公等向贵埠华侨征集大款。”同日又致电同盟会南洋总会负责人邓泽如等人：“现为组织中央政府，需款甚巨。委任阁下等向南洋侨商征集大款，国债票日间付上。”

　　密切关注国内革命

　　孙中山密切关注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作出规划。尤其他公开强调实行民生主义即将成为革命政权和革命党人面临的新的重要任务，在大力输入外国资本及先进科技方面阐述了一些民生主义新理念，这既有利于他当时争取欧美列强承认革命阵营的中央政府、给予财政支持，也为国内革命下一步发展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孙中山滞留国外时跟国内保持着电报联系。10月20日孙中山抵达纽约，当天经与同盟会美洲支部长黄芸苏等商议后，针对国内局势提出五条指导意见：“（一）关于武昌革命之进行，由黄克强率领同志前进。（二）关于广东反正之进行，由胡汉民、朱执信等相机而发。（三）对华侨演说共和政治，以固民国之基础。（四）对外宣扬中国革命，以博美国朝野上下之同情。（五）谋借外款以为军事及建设之用途。”

　　孙中山格外关注家乡广东的革命形势。“抵纽约时，闻粤中同志图粤急，城将下。予以欲免流血计，乃致电两广总督张鸣岐，劝之献城归降，而命同志全其性命。后此目的果达。”其电文为：“民国已成，列强公认，请速率所部反正，免祸生灵，两粤幸甚。裁复。”11月8日，张鸣岐迫于社会各界压力，同意广东和平独立。

　　孙中山在巴黎期间，注意从中国留学生中为国内招揽人才，“尝邀各种专门毕业之同志归国参加组织共和政府事宜。故民元南京政府成立，各部次长及总统府参军以留欧学生为多，如外交次长魏宸组，财政次长王鸿猷，实业次长马君武，海军次长汤芗铭，及总统府参军黄大伟、喻毓西、陈宽沆诸人是也。”

　　孙中山尚在海外的归国途中，就预感到全国性反清武装斗争成功在即，革命政权即将执政，搞好社会经济势在必行，实行民生主义将成为革命政权和革命党人的重要任务。11月16日，孙中山在欧洲电告国内起义后建立的军政府：“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11月中下旬，孙中山在欧洲的公开演讲中说，革命成功之后“新政府之政策在令中国大富”。11月下旬，他对巴黎《日报》记者说：繁荣商业、整顿财政及经济机构等，“尤为吾党所最注意。”孙中山回到国内之后，更是明确临时政府和革命党人的任务是实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同时着手于实行民生主义。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当天在上海的中国同盟会本部欢迎大会上指出：如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即将实现，当然大功告成还须大家努力，而民生主义至今尚未稍微着手实行，“今后之中国首须在此处着力”。

　　孙中山在归国途中还倡导大力输入外国资本及先进科技以支持实行民生主义，这也有利于他当时争取欧美列强承认革命阵营的中央政府、给予财政支持。他在欧洲的公开演讲中谈了输入的规模和前景：建立共和之后，会将中国内地全部开放，对于外国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他认为输入外资做得好，政府信用彰显，也有利于本国民间资本投入流通。他对巴黎《日报》记者谈输入外资及科技的原因：“盖本国资本有限”，如开矿和修铁路等事务不能同时进行；科学知识和工程技术更是缺乏。孙中山于12月21日到香港后，对省港欢迎代表说：“借债筑路之便宜，以借债则可以分段而筑，易于告成。”

　　孙中山在积极倡导对外开放的同时，明确表示也要维护本国利益，具体就是要关税自主，以保护民族资本。他在欧洲的公开演讲中说：中国须有对海关税的自行管理权限，以保护本国实业的发展，这应当视为中国的根本利益。孙中山对巴黎《政治星期报》记者强调互利：新生的革命政权应将海关税则重行编订，务必使中国也受益，而不能只让西方商人独享利益。出于策略，他表示：“清政府从前与各国所立条约，新政府仍然承认。”

　　12月25日，孙中山与上海《民立报》记者谈了武昌起义以来的经历感受，颇觉任重道远：“武昌举师以来，即由美旅欧，奔走于外交、财政二事。今归海上，得睹国内近状，从前种种困难虽幸破除，而来日大难尤甚于昔。今日非我同人持一真精神、真力量以与此困难战，则过去之辛劳将归于无效。”

　　回到国内后，孙中山抓紧时间于12月30日在上海召开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在武昌起义后的新形势下整顿组织，统一思想，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意见书》。

　　不计个人名利得失

　　11月7日，湖北都督黎元洪首先提出，反清起义各省为便于让外国承认为交战一方，需建立临时中央政府。11月9日，黎元洪通电请起义各省派代表来武昌筹商此事。11月13日，上海都督陈其美又通电请起义各省派代表来上海筹备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11月1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致电起义各省都督：“大局粗定，军政、民政亟须统一，拟联合东南各军政府公电恳请孙中山先生迅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以一事权。中山先生为首创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组织临时政府，舍伊莫属。”后来鉴于自身财力和军力不足，反清各方都希望以推举袁世凯担任大总统为条件，换取袁世凯赞成共和、迫使清帝退位，全国实现共和。12月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简称各省代表会）在汉口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以革命事业为重，胸怀坦荡。11月16日，孙中山通过《民立报》公开致电民国军政府说：自己已经开始回国；先前会晤的欧美国家要人对中国多省独立不是很理解，但都表示了稳定的中立态度；自己对于革命政权建设的进展感到高兴，认为革命政权重在发展社会经济，谁当总统并非最重要的事。“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

　　11月中旬，孙中山在与伦敦《河滨杂志》记者的谈话中表示：“不管我将成为中国名义上的领袖，还是将与袁世凯或其他人合作，对我都不重要。我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启蒙与进步的浪潮现已不能停止。中国是世界上最宜建立共和国的国家，其民性勤奋而驯良。在短期之内，她将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的国家并驾齐驱。”他对老师康德黎说：“余于共和政府之大统领毫不介意。惟维持中国前途之责任，余可担当。”11月29日，孙中山致电上海《民立报》公布了自己的归国行程，明确12月下旬就能回到国内。

　　因汉口、汉阳失守，各省代表会移至南京，12月15日议决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留待袁世凯），由大元帅暂行大总统职权，组织临时政府。大元帅、副元帅的人选在黄兴、黎元洪之间反复不定，即将到沪的孙中山就成为反清各方都可以接受的组织临时政府的恰当人选。

　　12月21日，孙中山从国外抵达香港。他认为当时南北对立状况愈拖延则对革命愈不利，说服了胡汉民跟他一起北上。孙中山的目的很明确：“现在各国政府士夫，均望文速归，组织中央政府。此事一成，则财政、外交皆有头绪，此外问题亦因之迎刃而解。”

　　孙中山积极北上组织政府并非为着个人权力，因为他已决定可以让位于袁世凯，并有着清醒的分析：“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吾党之希望虽素不在媾和，而亦并非全不欲和，战亦非吾目的也。”这应当是孙中山后来让位于袁世凯的思想基础。

　　（作者：徐立刚 作者单位：江苏省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