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辛亥革命之经过(4)

　　翌日凌晨，我与柳、葛等士绅前往司令部送行。沪军约三四千人，全体出发，齐唱军歌，由西大街出西门，步武整齐，并肩荷辎重、机关枪及木梯子，以备登城之用。斯时，北京已宣布共和。黄县玉振乃不战而退，并通知沪军云：“因有关东土匪扰乱黄县，并非革命军，因而进兵剿除，现已潜逃无踪，市民不惊，我已收兵而退，让贵军进驻城内，我等毋须因此失和气。”这时四军舰（南琛、海琛、海容、海筹）驶抵登州，沪军源源开到，清兵自黄县撤退莱州，胡瑛始到烟台，并派其代表杜潜到登州宣慰，丘丕振不与接洽，不得要领而去。

　　丘与沪军司令刘基炎，曾在日本士官军校同学。因刘在东京开过旅馆，丘亦不屑为伍，虽刘解登州之围，而同床异梦，貌合神离。胡瑛虽莅烟就职，并无基本军队可靠，不但丘不承认其为都督，即刘基炎亦不称其为山东首领。幸连成基、徐镜心自黄县同往依胡，乃改派连成基为山东北伐军总司令，收拾其东北余烬，赖以自存。然连成基之司令，与丘丕振之鲁军司令番号雷同，亦不免冲突，故丘不称胡瑛都督，而呼之曰胡涂都督。胡莅任甫旬日，即派其总务部长徐镜心，偕其民政部长王丕煦，乘舞凤兵舰赴登州宣慰。徐、王甫抵登州下船，而沪军即在北城门加岗，并出布告云：闻有少数土匪潜至城内，因恐影响治安，故派军队守城门。丘丕振以沪军喧宾夺主，亦以公函通知沪军云：“贵军布告所称之土匪，吾亦早已侦知，不足为虑。贵军乃客军，不劳越俎代庖。北门之岗仍应由鲁军掌握。”以此，丘、刘两人意见甚深。

　　清兵不敢进攻登州，保住城池安然无恙，沪军以此居功，予取予求，需索无厌。丘丕振不能扩充实力，亦不敢以东道主人自居。有一次军政府召集地方士绅，于晚间开一大会提倡剪发。是日我与民政长葛式瀚、司法长柳仲乘均到会，群众均注视财政长宋赓廷、刘雨屏、葛式瀚三人，既任要职，均不应仍留发辫。有一少年孙震北，乃海军子弟，血气方刚，持剪正在强迫。争执之下，突然枪响。孙震北肋下已中一枪，门外岗兵亦自窗外鸣枪响应。我登讲台桌上大呼停止鸣枪。沪军持枪进内，询问何人敢于开会时鸣枪，并问门岗：谁令汝开枪？门岗答以辛大人命我开枪。于是沪军乃将鲁军统领辛少伯传去看管一夜。翌日丘丕振要求释放，辛亦愤而辞职。丘本驻镇署，至是乃解散全部鲁军，迁居学宫，不时到吾家访吾闲谈，亦为沪军注意。忽有一日，沪军请丘丕振至北门里司令部晚餐，刘基炎云：“我愿与老同学抵足作竟夜之谈。”是夜丘未获出，司令部已作长期优待软禁矣。丘之诸弟均亦无法可施，潜踪赴烟台，求徐代为设法。元宵节过后，沪军需索诛求，募兵购枪，扩充势力，添招警卫军一团，又添派副司令为方日中，统领为唐之道。当时军界要人如徐树铮、张文通、王金钰等，均曾来过登州与刘基炎往还。袁世凯并拟畀刘以二十一师团长之职。

　　我因徐镜心之召，民国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到烟台。孙震北告我，徐镜心以山东都督周自齐电召，匆匆赴济南，濒行留下路费二十元，嘱我即赴济南。我即由烟转青岛搭胶济火车到济南八旗会馆晤徐。徐云：“斯时袁世凯已将烟台都督府取消，新命周自齐为山东都督，所有登、黄革命有功人员，均到济南在都督府稽勋局登记，论功行赏，从优议叙。此乃袁牢笼革命党之手段，汝观八旗会馆，陈设富丽堂皇，乃洋务局总办刘宠惠奉命铺张，为沪军司令刘基炎下榻之处。刘在此住过三五日，已晋京见袁听候改编。”我问刘何以离登州到此？徐言：“闻沪军不久发生一次兵变，开枪将刘基炎额角击伤，幸未致命。原因则不详悉，或恐因搜刮太过，分配不均，以致人心愤激所致。其详情方日中与唐之道二人当然知晓。刘此次晋京亦必结束解散，因经此次打击，其威信已扫地，恐不堪再任师团长矣。”

　　后闻曲同丰、王金钰均为解散沪军而到登州，曲并常驻烟台，已发表为烟台地方长官。所有革命军队均为其解散。周已发表徐镜心为济东泰武临首道，徐坚辞决不就职，嘱我偕丘丕振兄弟三人暂住八旗会馆，以待后命。登州耆老士绅在山东省议会召集同乡会开会，公举我与徐、丘为山东省议会议员。丘欲筹工商业，对议会不感兴趣。我以蓬莱只有一个议员缺，应推让我族兄孙丹黻担任。因我兄充任登州同乡会长及济南中学校长，乡望夙孚，我不应先兄而据斯席，后不知徐对周如何推举，竟发表我为曹县县知事。前任知事，以办理不善，激起民变，死于非命，悬缺已久，我则置若罔闻。

　　未及匝月，济南又发生兵变。平定之后，又经过一月之久，周忽传见，我即往谒周，以我久不谢委，大摆官僚作风，问我何以久不莅任。我答以素无政治经验，不敢遽膺大任。渠言：“君为革命倡议有功，不应畏难退后，若以大县恐不胜任，则可以改委小县，毋再固辞。”我则唯唯。斯时各省复辟之谣甚炽，徐镜心乃约回教之领袖第五师长马龙标、军政执法处长满洲籍赓勋，公同组织一大同会。会员以创办实业、发展工商业、筹划五族生产为前提，即在八旗会馆开大会，公推马龙标为会长，徐镜心、赓勋、丘丕振、王丕煦为副会长。丘对此颇热心，与其八弟殿武、九弟子厚拟开办织袜及棉毛衣衫工厂，并先倡办济宁州电灯公司。阳历六月，周命藩台王丕煦委我为高苑县知事，我仍不拟就职。徐乃浼我族兄再三劝就，我迟至七月始到任就职。

　　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失败，徐镜心、丘丕振为袁世凯最注目之人。当时徐以省议会副议长被举为北京参议员。宋教仁被刺后，徐曾在参议院首倡弹劾袁世凯、查办赵秉钧甚力。及至二次革命发生，主张讨袁尤为激烈。对广东胡汉民、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三督，暗通声气，益招袁之忌。袁乃密令其爪牙陆建章，逮捕于日人所办之顺天时报馆，搜出手枪后，严刑讯问，三木囊头，五刑备至，体无完肤。而徐大骂袁世凯，慷慨就义。

　　丘丕振以山东吴大洲潍县起义嫌疑，袁授意山东督军靳云鹏，以莫须有冤狱，枪决于济南西门外。丘步行至刑场，从容不迫，与其兄诀别，再三告以吾国陆军之枪械决不足以对外，应迅速向政府献策改良，否则不久日人侵略入关，吾国势必一败涂地。复向其九弟、十弟再三叮咛而后就义。斯时其八弟殿武已闻其兄噩耗而病殁矣。我与徐、丘两烈士，首倡山东革命，屡共患难。于两人就义时，毫无所知，不能营救，于两人临难时，未及执手诀别，至今言之，有余恸焉。

　　（原载一九六三年二月中华书局出版《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