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扬州 闻声而变
辛亥革命网 2013-09-23 00:00 来源：扬州晚报 作者：扬州晚报 查看：
孙天生起事 不问苍生问课银
孙天生，原是扬州的下层平民，做过工匠，当过戏子，曾流浪于湖北、上海等地，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有所接触。武昌起义后，全国革命情绪高涨，孙天生乘机潜回扬州，并自称是革命党，利用其与秘密社会的特殊关系，鼓动驻防扬州的“定字营”中的士兵起事。
1911年11月7日，孙天生率众起事，起事者的主要活动是冲击扬州的两淮盐运司衙门和城内的监狱，并夺取库银，释放囚犯。据许幼樵《扬州辛亥吟》说：“午后五时余，原驻城南静慧寺定字营王有宏部一部士兵，突然入城，鸣枪示威，冲入运署，破库洗劫，元宝、散银满地，册籍零乱。事后知为冒充革命党人的孙天生所嗾使。”“入晚九时许，江、甘两县狱囚破狱门呼啸而出，镣声震动全城。”
孙天生的队伍除以管带李祖培为首的一部分“定字营”士兵外，还个别有衙门公差和许多城市下层民众，据《扬州辛亥吟》记载：“孙之党羽有甘泉快头袁德彪、毛坤与，教场口卖拳之刘癫子，小东门塑佛之夏菩萨，东关削竹筷之谢大瓜，卖膏药之夏思培，业古董之尹棋祥及厨司陈长林等。”其中一个名叫黄石岩的警局文牍人员，因为能懂得黄帝纪元，算是起事队伍中的杰出人才。
孙天生在起事成功后，拿不出具体的政纲，只关心还有多少库银。他曾在运署会见过当地的绅商代表，还派过代表召集扬州各界在商会开会，结果都是“语多含糊”，没有明确的行动计划，面对群众的质询，只是虚与委蛇。所以后来人们在评价孙天生时，说他“志在劫掠库银，未暇旁及其他”。
官员六神无主 没有一个人效忠清王朝
清朝政权是一个满汉地主的联合政权，掌握最高统治权的是满族人。扬州光复前的地方政权，两淮盐运使署运使为增厚（满人），淮南总局为汪铭恩，扬州知府为嵩峋（满人），江都县知县为桂聚庆，甘泉县知县为禹嵩龄，盐捕营都司为彭春尔，扬州营参将为刘永兴，扬州城守营守备为夏松年。当时，扬州参将、守备所带兵勇约1500人，此外还有淮军所遗之武卫军约2000余人，但此时作为国家政权重要支柱的军队，已暮气沉沉，不堪一击，这样的军队，在孙天生起事中几乎没作任何抵抗。
由于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一度曾经大力宣传“仇满”、“排满’的思想。武昌起义后，扬州谣言风起，传说革命党要杀尽旗人，于是运使增厚“在署门内架炮自卫，居民见状，咸惶惶然，惊恐不安”，后经过一批地方绅商的劝说，“炮乃撤”。增厚架炮的这一举动，也只是为了自卫，而不是要镇压革命。当地方绅商对他晓以利害之后，他也就放弃了武力抗拒的行动。
孙天生起事后，增厚携眷属，怀印信，微服越后墙，悄然出走。嵩峋闻风也躲入天宁寺，把官印扔进瘦西湖，后逃奔高邮。江都知县桂聚庆并未逃走，而是尾随孙天生的队伍。而甘泉知县禹嵩龄，在途中遇到孙天生一行，更是“当街叩头如捣蒜”尽显丑态。
绅商维持治安 自卫团巡防保平安
清朝两淮盐运使署驻在扬州，扬州是两淮盐业的集散中心，扬州的钱庄、典当也多半是盐商资本的附属品。出于自身特殊利益考虑，商人群体不希望社会出现很大的动荡，寄希望于革命党人和平光复扬州。
1911年11月7日，镇江光复的消息传到扬州，扬州绅商开始策划一条和平光复之路。他们和镇江的革命党人取得联系，策划光复扬州事宜，扬州绅商游说盐运使增厚、扬州知府嵩峋和两位旗籍官员，劝他们和平避让，交出政权。其次，绅商组织自卫团，维护地方治安。《扬州辛亥吟》载：“自湖北揭竿以后，风云日亟，绅商方尔咸、周谷人等筹组自卫团，各界推谷人为团长，全城户出一人，各备红字灯笼，分区编队，编成二十四队，计一万六千人，夜间巡哨。”孙天生起事后，自卫团虽然没有出面对抗，但是仍然在发挥维持治安的作用。
孙天生起事后，扬州绅商都感到紧张，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推由阮文达公之曾孙慕伯与戴友士等携谷人致林述庆之告急书渡江，促其迅即光复扬州平乱，林述庆立派江北支队司令李竟成会同徐宝山光复扬州。
民众认识模糊 “合条性命”解非真
扬州的普通民众，对革命和革命党的认识也极其模糊，革命意识非常淡漠。他们以为革命党就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帮，白盔白甲就是为崇祯皇帝戴孝，其认识水平还停留在狭隘的种族复仇阶段，对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几乎一无所知。
在一些人的眼中，革命党人往往被神化，“革命党人真厉害，能把炸弹吞入腹中，遇到敌人时，将身一跃，人弹齐炸。”
一些生活尚且过得去的普通民众，并不希望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由于一些“革命者”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和革命本身所带有的破坏性，平民们甚至还会对革命产生某种程度的恐慌。一些贫民虽然支持孙天生的造反举动，但是其动机也只是寻找机会，捞一点油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