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护国军在周村(4)

　　吴、薄军处境艰难，内外交困

　　吴大洲自按原筹款办法的布告发出后，军队又复故态，劫掠伤人之案，日必数起。乡民不堪其扰，就找吴、薄告状。他们或拒不承认，或斥人诬告，不能约束。这样侵扰无时，四处构怨，也引起吴军内部一些清醒官员的不安和不满，造成内部的分裂。曾经为吴薄剿灭“胡匪”尤超民出过大力的谢宝轩，就屡进规劝，晓以利害，吴大洲不仅不听反怒斥之。谢宝轩知不可久，11月9日，领过粮饷，于黎明前率本部人马携枪700余支，开钟灵门东行，拉出周村，赴潍县投奔了朱霁青。吴军力量受到进一步的削弱。

　　谢宝轩要拉队伍出走，吴大洲、薄子明已得到情报，因怕引起再次交火，局面更不堪收拾，因此，在谢军出周村时，只遣马队百余人随其后，估计谢军已远，马队忽然折回南闫村，以搜索叛军之名，围村入户，掳掠50余家，得其财物，马驮人负，满载而归。

　　吴大洲上与督军交恶，内有谢宝轩之叛离，声名狼藉。商民们又忿怨日积，迭章上告，弄得吴大洲内外交困。

　　吴大洲奉召入都，倒吴活动加剧

　　前有段芝贵与张怀芝定议，后又有周村商民的连章告诉，北京方面两次发函叫吴大洲入都述职。吴大洲不知深浅，拿不定主意，迟疑未行。众议员特来劝说，说北京所知，多是张督军等一面之词，既要想编混成旅，何不借此机会陈述己见，或有回旋余地，也未可知。这样吴大洲怀着疑惧，也抱着一点希望，到12月3日离开周村，赶赴北京。

　　吴大洲一去北京，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对督军张怀芝来说，扩展了自己的活动余地，对周村商民来说，无疑是个刺激因素，上下结合，加紧了倒吴的步伐。

　　这期间，议员们也配合着加紧活动，参议员张鲁泉、省议员国进修找到薄子明，以利害劝其收束，改作他图。薄子明以吴大洲在京难以决策为辞，两人又找吴的秘书长随即吾，邀他到济南面见督军，代为受过，缓和关系，随到济南后，恐遭拘留，中途变卦，没有见成。

　　军事压迫下收编告成

　　为达驱吴目的，山东方面的地方势力抓住吴大洲赴京这个机会，多方活动，可谓双管齐下，软硬兼施。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随又有清兵进剿之议，1917年1月7日，长山县长张吟堂向省府呈文，呈文说：

　　为票匪穷凶极恶，吁请严剿以申国宪而雪民冥，仰乞钧鉴事，窍查积年票匪吴大洲、薄子明等乘袁政不纲，假借滇黔护国军名义，以四十七人占据周村，依省议会议员为护符，恃监都马纪亭，成武宋玉林，潍县张悟源，诸城随即吾四人为谋主，焚杀淫掠而外，以虏人勒赎为正当营业。周村之玉盛德茶叶店，聚盛羊毛店、华美店，皆为拘留所，人满为患，死亡枕藉。据士人秘密调查，黑幕中累累待赎者尚不下四五百人。似此极恶穷凶，为从来盗贼所未有。除将焚杀淫掠各村庄另开清摺附呈申送外，理合联名吁请迅速拨兵痛剿，以泄敷天之愤，为此具呈，伏乞鉴核施行。

　　与这份呈文相呼应，王遂善、周嘉坦等强硬派也日日以进剿之说劝督军。张怀芝本有此意，于是权衡当时形势，认为时机已到，下了武力压迫的决心，并很快作好了军事部署。大致的阵容是：第五师第十八团一营发章丘，第一混成团三营发相公庄，由西向东；第一混成旅第一团三营发莱芜，由南向北；潍县谢宝轩自请为前锋，进驻金岭镇由东而西；令邹平、长山、桓台各防军剋期出动，由西、北进攻。四路进军，对周村形成包围之势，来势正猛，大有灭此朝食之概。

　　大兵压境，周村震动，薄子明急派闫福臣等到济南找议员求援手，在济南议员转告北京。过了四五天，北京议员丁惟汾、张鲁泉、张瑞萱、于恩波等7人，从北京来济南。原在护国军之邓天乙于9月间离开周村，当了众议院议员，这次也由京返鲁，在7人之内。议员到济南后，住商埠大东栈，吴军代表和周村商民都积极对议员施加影响，以求有利于各自的处置。就在议员到达的第二天早，商会会董仇相雯就偕镇商张联珠等20余人，到议员寓所，陈说吴军残害地方情形，情辞激烈，声泪交并。正好护国军的代表阎福臣、陈裕五在场，见此情景不能置办，默无一语。接着，商会会长王遂善也赶到大东栈，对议员们说：“议员此来，为赵为楚，姑置不论，我们的要求是，周村驻军必须于年内（指旧历年）撤走。”张鲁泉议员扳着指头数算一下，说到年底只有12天，恐怕难以办到，答应立即召开省议会沟通意见，然后谒见督军，剋日东行

　　这场官司，周村商民占了上风，王遂善等回周村后，怕议员们不履行诺言，又给张鲁泉捎去一封信，大意是说，撤退之说，倘不幸中流转舵，则商民们郁愤已极，横决之患即在目前。恐足下北首燕京时，博浪之椎或将不免。

　　后议员们抵周村，丁惟汾亲自找薄子明说服教育，指陈形势、前景。议员们也分别与吴军上层接触，包括薄子明在内的吴军官兵，看大势已定，望绝计穷，只好俯首听命。接受收编，薄子明也接受了新编第二混成旅旅长的任命。

　　薄子明传令部下立即撤出周村，赴济南接受改编，撤退自1917年1月18日开始，到20日计3天时间全部完成。吴大洲、薄子明的护国军，从1916年5月进驻，至1917年1月撤离，在周村的活动，计8个多月，至此宣告终结。

　　吴大洲羁縻京城，身陷囹圄

　　吴大洲被召入都后，所住的大同公寓，有兵警把守，监视甚严。其间，他给薄子明的信中说：“郁郁久居，如困樊笼。”实际上已被软禁起来，失去了行动自由。

　　1917年初，吴军混乱，滋事扰民，不可禁止，就有些国会议员兴意将吴大洲放回周村，约束部队。地方上听到这个传闻，赶紧致电北京，说：“吴大洲穷凶极恶，神人共愤，请勿听丧心病狂议员之邪说，轻易放回。”深怕放虎归山。

　　当时，也有冒名王仲衡、仇晓峰、王冠铭致电北京政府为吴大洲辩护的，县长张吟堂等在济南《公言报》上予以披露，王仲衡等电文大致内容是：“民军肆扰，诚属难免。然平心而论，吴大洲首应义旗，厥功正伟，岂容泯没”云云。

　　其中署名之一的仇晓峰，就是商会会董仇相雯。仇自己出来声言伪造，他本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并致电中央，以证为冒名。

　　吴大洲的部队编遣以后，基础瓦解，势威烟消，护之者渐隐，而攻之者日繁。他被推在被告席上，去承担吴军上下的一切罪责，成了众矢之的。告发最力的还是周村的商界头领，同时在京告状的还有很多，影响较大的有旅京公民团的周梅鹤，淄川的高庆麟，博山石金声之子石毓尧等。

　　3月中旬，陆军部派法官吴士先（汉阳人）、曾宗瀚（闽侯人）下来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汇报陆军部。周村商民得知调查要点后，对某些结论很不满意。4月11日派仇相雯入京，到陆军部申述意见，其中三点，与吴曾调查针锋相对：

　　其一是不同意：“行军时代，军队骚扰，在所难免。”理由是：初驻周村至农历五月六日前尚可以此说掩盖，农历五月六日正式政府已经成立，便不能再以此说推诿。况且，吴、薄部下焚杀抢掠，以秋冬为甚，难以“初驻”自圆其说，特别是在收编过程中，借口曲中将、张督军没有诚意，放兵四出，奸淫掳掠乃吴、薄纵容，更是责无旁贷。

　　其二是不同意“所列罪恶必吴、薄躬亲者方能立案”的说法。认为不能把都督、司令之尊视同凡庶，部下作孽，上峰负责，自古如此，天经地义。

　　其三是不同意吴大洲“不负直接责任”。举出彭家庄彭姓之子和柴念墀之勒赎案，张法函等三商人、张景绪等两委员之被害案，劝业道石金声之缢死案，都是吴大洲亲自参与、亲手造成，应负具体罪责。

　　由于告状人紧追不舍，轮番追案，至5月经陆军部审讯终结，吴大洲被捕下狱，判无期徒刑，后死于狱中。

　　尾声

　　博山李毓万（字青选，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秘书，专员）在复国民党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信中说：“民国五年（1916年）讨袁之役，在山东有两部分，一为胶东之中华革命军，为居正（觉生）所统率，设总部于潍县；一部为山东中部之护国军，由吴大洲任都督，以薄子明为总司令，开赴周村。但20年后，由国民党元老丁惟汾、张继、戴傅贤等人提经中央党部常务会议通过，送请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一为辛亥革命领袖蒋洗凡，一为少壮军官薄子明，他二人既非同时，也非同事，且一文一武，性格尤异，两人并案褒扬，案中所罕见，究竟自何人主张及其理由如何，余是时适因公在沪上，未得与闻。旋因抗战政府西迁，此后竟忘及探询，实令人不无遗憾也。”蒋洗凡，博山人，留学日本，是早期的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活动家。蒋、薄两人并案褒扬，可见国民党对薄子明的活动，包括任周村护国军司令均予以肯定。褒扬中不及讨袁都督吴大洲。信中对不是同时同事的蒋、薄两人同案褒扬表示不可理解，而是同时同事的吴、薄二人不能相提并论，当然也是值得思索的问题。

　　当时周村商会会长王遂善，在护国军撤出后，根据自己的目睹身受，具体翔实地叙述了这一段历史过程，写了一本《痛定思》，重点记录护国军威逼抢夺之劣迹，称军中违纪者为“暴徒”，视吴、薄占领为“劫难”，带有明显的倾向性。遗憾的是这在实际上却代表了当时当地社会舆论的主流。

　　对吴大洲、薄子明等人的功过是非，需要作深入的研究。接触到这段的多方面的史料后，给人留下的直觉印象是：吴大洲、薄子明早期活动不避艰险，追随革命，投身效力，致力武装发动，堪称志士；振臂而起，拥地自雄揭举反袁旗帜，响应护法战争，对于壮大革命声威，促使袁逆倒台，可谓有功。然而，扩军心切，良莠不齐，军纪不整，筹款没有章法，形同逼勒，公私难以分别，部下抢掠成风，没有有效的宣传动员，唤起民众，反而严重伤害和脱离群众，以致四面树敌，陷于孤立境地。吴大洲等身陷囹圄，遗恨无穷，初衷已违，志节难终，岂不惜哉！

　　（作者李障天，淄博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兼文史委主任；张志中，博山区政协经协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