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猛讲述:追随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回忆(3)

辛亥革命网 2013-03-19 00:00 来源:广州文史 作者:张猛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我继承父亲革命遗志,并受孙中山先生革命精神感召而成长,现从我一生过程的回忆中分述如下:,张猛讲述:追随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回忆,

  当时广州大元帅府对外无权,广州处于无政府状态,各军师旅长各自为政,霸占各处税收,强有力者得之独厚。我认为大革命北伐才是孙中山先生一生革命未竟之功,就决心放弃跟范石生入滇那条老路,所以便向胡代帅要求,自愿降级跟程潜、林伯渠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效力。程军长委我在军部当上校谘议,我见部队陆续出发,但我在军部无所事事,我又向程军长请求到部队去打仗立功,程军长说无团长缺,如果愿意当营长,就给我当中校。我当面答应到17师去当营长,我认为这是比上校谘议好得多,有了兵就可发挥我的战斗能力,就有为革命立功的机会了。我当时还很年轻,思想好动,好打仗,不愿吃闲饭。大军过了九峰,直入湖南、湖北,到达通城,崇阳。本来第6军的作战任务是掩护第4军右翼攻打武汉的,但第四军攻克贺胜桥、丁泗桥后,武昌垂手而得,第6军便转入江西经桃树港攻下修水。第6军主力部队直捣南昌,留49团2、3营归为我指挥守备修水,重点配置在北门外凤凰山、梅岭之线,阻击敌之增援部队,第二次进攻南浔铁路全线。敌军孙传芬部第2师长谢鸿钧,率领一师、一混成旅和一炮兵团增援南浔线。在竹马圹战役中那天,我当前卫与敌遭遇战,我军先一小时到达遭遇地点,据报敌先头部队是一个步兵团,一个重炮兵团。我动员附近农民急速地掘断铁路,在铁路两旁高地架设重机关枪,等待敌之运兵列车出轨时,我机关枪密集火力,打得敌人在列车内如困兽之斗,逼得敌指挥拿着白手巾向窗外摇手大呼“不要打,我们愿投降”。就这样一个个放下武器,举手下车。列队投降,是日俘虏敌军将近5000人,十生半口径重炮12门,重机关枪72挺,步枪4000多支,手提机关枪200多支。当时攻打竹马圹阵地,敌军据高临下,我军正面攻击伤亡很重,将近傍晚,51团马崇六增加我右翼,第三团魏国华增加我左翼,未久魏国华阵亡。将近入黑尚未决战,我即下令吹冲锋号,向中央突破,直摧乐化车站后才布置掘铁路,截灭敌之先头部队,取得最大胜利。攻克南浔线后,在涂家埠休整两周,杨杰师长派我先代团长后报军部,到了九江就用拖轮载运我49团东下,以“楚谦”、“楚泰”两炮舰掩护,炮轰东西梁山两岸炮台,向太平府登陆,沿采石矶之线东进攻克西善桥,进占雨花台,首先打进南京。不料蒋介石下令将第6军调返江南,蒋即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事变,就这样分化瓦解了第6军。程军长走武汉,林伯渠党代表躲避到上海法租界。我是一个代团长,被剥夺了兵权,名目是调升我任少将兵站支部长,但是第六军被解体了,兵站被裁撤了,我就跑到上海住了一个时期,但无钱就不能久住。

  后来我到法租界见到林伯渠党代表,林老叫我到汉口去,说第6军会重新成立,需要旧第6军能战的干部,但我不敢乘船经南京去汉口,便搭海轮返广州。正遇广州起义前夕,我先上船,行李还存在太古码头上,我就急急忙忙跑到西横街八和坊叶剑英住处,见到叶挺也在那里,一齐吃过晚饭,我就说及要找事做。叶剑英就叫我问叶希夷(即叶挺)一定有办法,而且马上可以有事情做。叶挺果然答应我,叫我先把行李搬上船,找地方住好才找他。第二天,我搬进西濠口名利栈,准备休息一天再找叶挺。但在那晚半夜就闻天字码头方向有密密的枪声,上天台一望,见高第街一带火光冲天,走出骑楼一看,街上的人荷枪实弹,臂上或颈上挂起红带。我才知道叶挺有事给我做就是这样的事情,但再找他时已找不到,跟不上队伍。至抗战期间成立新四军时他约我去帮忙,但我去到香港皇后酒店找他,他已落船去了汕头,又失了一次机会。所以,我在广州期间,只是李济深给我一个空头参议,领干薪维持生活。

  九·一八事变后,我离开广州到南京,杨杰老师保荐我到军事参议院当上校谘议。我请缨去上海参战,首先到十九路军,见到蒋光鼐、蔡廷锴,他们说欢迎我来参战。我住在参谋处长赵一肩那里,因赵是云南讲武学校同期同班骑兵的同学。淞沪停战后,莫雄就叫我到海卅帮他训练部队的中下级干部。本来是想把这班学员训练好本领准备为抗日之用,想不到蒋介石却要把他的部队调去剿共,莫雄就愤然不干,我也跟着离开了。在南京沦陷前,我应广州第一行政专员邓彦华、南海县长黄华之聘,担任第一区防空主任,至广州沦陷,佛山车站被炸,防空情报中断,我才到澳门去避难,在知用中学任教职以维持生活。香港沦陷后,澳门不能立足,我又到桂林去投靠李济深,李给我在桂林办公厅一个挂名少将参议,给我每月津贴50元维持生活,后来桂林办公厅结束,李济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我才任军事参议院的少将参议。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排除异已,将冯玉祥、李济深及以下700多名上、中、少将一起退役,我就是在1946年首批退役的。李济深在退役后便到香港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策动反蒋工作,留我常住南京秘密联络,南京解放前夕,我逃脱了伪宪警的包围,保护了两广宾馆的财产。南京解放,我参加了欢迎解放军渡江胜利大会,即与南京军管会刘伯承、宋任穷两位首长取得联系,随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并为李济深献其南京私人房屋给政府,未蒙接受,仍由我居住管理。李济深在50年曾亲笔写信给叶剑英主席、方方副主席说:“张猛同志和我一起革命,留宁策反工作,来往香港和我直接联系,无功也有点劳。”1953年又写信给南京柯庆施市长说:“张猛同志追随孙中山先生有年,其革命意志坚强具有事迹,解放后,亦曾参加华东革大学习,备得鉴定好评”。文化大革命中叶剑英、宋庆龄两位首长也证明了我的革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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