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猛讲述：追随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回忆(2)

　　19日早上孙中山先生接到由沙面转来张开儒的电报，谓已率领滇军到达“庆远”、“怀远”（即现在广西宜山附近的地方）请示行止孙中山先生亲笔写信叫我去梧州，要求柳州救兵东下。我接受命令后，即从黄埔搭省港澳轮船到香港，转搭“大明”轮船西上梧州。孙先生给我的广东省财政厅程天斗所发行的纸币3000元作为旅费，被逆军压制不能在市面使用，结果到了梧州，得莫雄换给我500元港币，后来才能拿这笔旅费西上，完成孙先生交给我传递信息请救兵东下这个重大任务。但关国雄当时还在广州未返梧州，我就将孙中山先生给关国雄的信交给莫雄，另派人将信带去广州交给关国雄。莫雄谓中山先生在永丰舰等候救兵度日如年，如果急于东下，他的第1营和第3营首先打先锋，他说这两营人等于两团兵力，枪械又好，机关枪和驳壳枪最多，编成好等于一旅的战斗力。所以我又从梧州返永丰舰向孙中山先生报告梧州情况，并说明莫雄热心革命，等候命令一到，愿随时起义东下打先锋，绝不推辞，孙中山先生认为莫雄热心革命，忠诚可嘉，可以重用，便亲笔委令莫雄为“中央直辖第一独立旅长”，同时下令委任张国森——我为本大元帅副官。我奉命又从香港先返梧州，将莫雄从中校营长升旅长的委任令交给莫雄。然后西上，将给桂军将领刘玉山等人以及给滇军总司令张开儒的这些信件，都交给张开儒了。后来东下就是靠这批杂牌军队首先打进广州，尤其是莫雄首先起义，打先锋先到广州，驱逐陈炯明的叛军。我从梧州继续西上到贵平见过刘达庆，到武宣见到刘玉山，到柳州将孙中山先生的信交给张开儒。后因无船下行，我只搭杉排经过20多天才到梧州。关国雄返到梧州后，因北伐军回师攻韶关在马坝失败了，故西路军不敢发动。莫雄叫我快走，迟则会有被捕的危险，由莫带我乘“大明”轮船往香港。我扮作船上水手，经过三水河口时，果然避免了伪宪兵上船盘查，伪宪兵只有查问乘客中有可疑的人，没有查问水手房，看到船离码头我才放心。到了香港遇见叶剑英，同住在鸿安栈，整晚是谈西上请救兵的经过情形。第二天早上到摩啰山见谢持、邹鲁、古应芬诸人，我将西上情况告知他们，说我离梧州时一切联系发动工作有莫雄负完全责任，等他们补充好一切准备，就会誓师东下，担任打先锋就是莫雄这个旅。据邹鲁说，他们也接到密电报，与我所说大抵相同，我在摩啰山吃过早餐，古应芬给我100元旅费赴上海，叶剑英、刘纪文送我上船，是晚搭招商局（广大轮）船，所谓官仓，设在甲板上，隔房就是陈璧君（汪精卫之妻），带了子女搬家到上海，我到了上海向孙中山先生报告了西上的经过情况。孙先生谓已接到各方面的回电，都已有所准备，现在正等东路军补充好就行动，叫我先到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总部林焕廷（林是我父亲的门生参加过镇南关战役的）总干事那里，把宋庆龄夫人在上海捐募那批慰劳品如棉衣、卫生衣、毛巾、鞋袜之类一大帮送到福州交给许总司令。许委派我在总部当了几天副官，后来廖仲恺先生到福州时，叫我返上海另有任务。原来孙先生叫我带信和宣传品到海防、河内宣传筹款讨贼。我在海防与支部长阮其昌商议进行，即晚在如意楼召开国民党支部扩大会议，即时认捐的就有两万多元，南定、义安、各埠的工人学生踊跃捐款，唐人街杂货店的工友黄作兴要求党支部介绍他回国当孙中山先生的卫士。

　　到河内见到梁耀池支部长（梁是河内机器厂经理）时，也是在开扩大支部会议，欢迎我在会上即席演说。他们以陈炯明叛变革命，投靠北方军阀，卖党求荣，一致主张去电孙中山先生讨伐陈炯明。我遵照孙中山先生指示，顺道到“阿迷洲”打听唐继尧的动态，但我仍有顾虑，不敢到昆明见唐，急急回越南。到了河内，突然被河内警察局叫我去问话，好在得梁耀池力保，但要驱逐出境，乃将所有认捐的款项托黄隆生陆续收齐，汇返大本营。1923年3月初，我拿到海防支部长阮其昌、河内支部长梁耀池的复信，回国见了孙中山先生，报告筹款经过，大约有四、五万左右。五月初，两支部才收齐的款由东方汇理银行汇大本营，也有一部分交由黄隆生带回，原因就是法帝国主义殖民地警察局把我驱逐出境，所以在当时所筹的确实数目，还没有得到确数。孙中山先生听到我的报告，谓我这次宣传工作做得很好，不是筹数多少问题，得人心是无穷价值。因此，孙中山先生即下条字任命我为大本营少校副官，嗣后又改为中校副官（副官共20多人）。副官工作分为卫侍、交际、庶务三部分，我是负责交际的，每日代孙中山先生接见宾客。有一次柏文蔚（前安徽督军）等带了北方将领曲同丰和前江西督军陈光远的弟弟陈光逵来向南方政府投诚，住在亚洲酒店（即现在南方大厦）孙先生派我跟参军杨虎长住亚洲酒店专任招待客人。我有时还要代表孙中山先生去各医院慰问伤病官兵，传达重要命令，与各军、师、旅司令部联络，以及布置会场等各项工作（记得国共两党代表开会那天是我当值副官，由我布置会场的。）

　　那时，大本营参谋处参谋长李烈钧计划东征，一定要攻下惠州城，砸烂陈炯明的巢穴，就报告孙先生调我到长洲要塞司令部当主任参谋，后又升上校参谋长。协助苏从山司令计划将长洲要塞总台的新西江炮台和白鹤炮台两门要塞重炮（一门十五生的口径，一门二十一生的口径）搬运到惠州城外飞鹅岭梅湖炮火阵地，安置好炮轰惠州城。后来又一次搬运了十多个鱼雷去准备爆炸惠州城脚，这次有长洲要塞司令苏从山、鱼雷局长谢铁良、航空队长杨仙逸一共二十多人在飞鹅岭脚因雷管碰撞而失事，全部鱼雷爆炸而殉难。由大元帅追赠中将的谢铁良、杨仙逸、苏从山（此令原文有照片存对），那天苏司令要我留守司令部，赶办一些报销公事，故未有同行而免于难。但要塞司令部一时无头，孙中山先生在博罗前线电话给胡汉民要我暂时负责护理要塞事宜。待新任司令马伯麟来接事办清移交手续，我才回大本营任上校谘议，仍然如过去一样当副官负责交际，联络各项任务，曾带信到农民运动讲习所给毛泽东等几位委员。

　　在1924年孙中山先生北上之前，就任命范石生为定滇军先遣司令兼军长，入滇讨唐继尧。派我以大本营谘议名义勷助范石生入滇，策动驻临安的独立旅长起义。莫璞旅长起义成功，还收编了两个支队民军归我指挥，我就这样担任了定滇军迤南纵队少将指挥官。当我把收编经过再请示胡汉民代大元帅时，胡照孙先生计划所指示，即复电委我担任这个临时作战指挥的称号，但只当了11天就失败了。原因是很复杂的，但主要是在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噩耗传来，影响军心，全军无接济，后无退路，致使入滇讨唐的军队失败。尤其范军主力攻开化时，在江那地方被龙云军队包围，全部失败，虽不致灭亡，但也永无振作之日了。我的部队与范的主力部队联络不上，消息隔断，前后情况不明，只是各自为战，龙云、胡若愚两军会合向我全面包围，各个击破。河内国民党支部为我筹募了1000包大米，接济起义部队，当时我在戈枯寨最后一线突围冲出。退到滇越交界的小孟拉村庄，我得了瘴气病，找了一个土人带我越过老街回到海防医治，呻吟半年之久。正是功败垂成，功亏一篑。

　　至1925年10月左右，我身体稍好些就急切回到广州见胡汉民代帅，报告失败的前后经过。范石生也来广州见面了，他很谦虚地对我说失败应由他负责向胡代帅请罪，他还亲自写了一幅横条给我留为纪念。其原文是“西南王唐继尧，称兵犯两粤，石生奉命迎击，因饥致败，同胞牺牲生命财产者至伙，张君国森牺牲财产者也，策因此役而西南王倒，则国民党根据地两粤无恙，吾侪虽牺牲一切亦值得矣。特书此给国森老弟留念，小兄范石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