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猛讲述：追随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回忆

　　我继承父亲革命遗志，并受孙中山先生革命精神感召而成长，现从我一生过程的回忆中分述如下：

　　我于1894年1月20日出生于安南海防（即越南海防），父亲张云田原籍广东新会，是三合会、兴中会、中国同盟会等会员，蓄志革命，在海防设馆教学，命名云田书塾，这间书塾就是孙中山先生在海防联络通讯的秘密机关。我父因得一个原籍广东开平的走邦商人张海东在革命经费上的援助，张因中道无儿，我出生才1个月，父亲就把我送给他作养子，由他带回原籍抚养。在我7岁时，养父母双亡，我又被送回海防。我由生父开始教读，虽然都是那些诗书古文左传等旧学，但在课余经常为我讲革命故事，揭露清廷的腐败，必须推翻。到了1907年我父亲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亲自率领他的门徒十多人，参加了有革命历史性的“镇南关”（现广西的友谊关）战役，不幸殉国，我父亲所率领的敢死队是隶属于黄明堂指挥的，是在当年10月26日攻西炮台牺牲的。这场战役是孙中山先生亲自督战的，孙先生于此役失败退入安南（今之越南），被清廷行文法帝殖民地政府勒令出境，离开河内到海防乘轮赴日本。我父亲殉国那年，我仅14岁，我母亲尚未满40岁，我生母阮氏是安南人，是海防一个华侨商人的婢女，习惯了安南妇女那种勤劳朴素的生活，一生未穿过有跟的鞋。我有一个哥哥在父亲死后学做皮鞋，抗战时海防沦陷时死了，我还有个姐姐10岁时死了，我父亲死后母亲在家门口做小买卖，为人洗衣服度日，我就跟一个台山人甄长发到河内“哥打”（cota）洋行所附设的一间缝纫工场当学徒，受尽法帝殖民主义者拳打脚踢的苦难。两年多未曾坐过车位做正式的车缝工作，更没有正式抓过绞剪裁过一件完整的衣服，整日磨绞剪、拔熨斗、锁纽门、钉钮、煮饭、服侍师傅，为师傅添饭、装烟、换水烟筒、倒痰盂。所学的东西都是半夜几个学徒偷了师傅裁好的衣料，用纸样摹出来，自己买布做自己衣服，才懂得一些门路。学了两年时间，一点东西师傅都未教过，因此我就逃返海防，好在法国工头没有追究，那年我只有16岁多，我母亲在那年也得瘟疫流行症死了。我迫得在华商会馆侧一间皮鞋店搭铺面，搭衣车、接衣服做。刘岐珊是驻海防负责党务的，见我可以培养，每月由党部给我六元要我复学，我就读夜学，日间仍车衣服，如此独立生活了三年多，已经是20岁了。同盟会改名为中华革命党，我就再没有接受补助，由刘岐珊介绍我到华商会馆当巡丁，每月12元，食会馆饭，我积储了50元买了一架半新的胜家衣车，有空时仍接衣服车，仍读夜学，主要是练习法语，代过往华侨到警察局交涉签字。

　　1915年秋，朱庆澜当广东省长时，派人到国外去招考华侨学生回国准备培养华侨学校教师，我就被招回广东高等师范华侨升学班。读了一年，我因文学程度差不能入学，又凭友人介绍到佛山做车衣工作，月薪3元，我只做了一个月又返越南。

　　这时讨袁军兴，我决心继承父志投笔从戎，适值云南讲武学校招考，孙中山先生特派代表徐维扬等人到国外招生，得逢时会，1916年秋我又以华侨学生身分，请求华商会馆保送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1919年秋毕业后，被派到云南军事教导队见习代理排长。1920年冬天，顾品珍从四川率领滇军回滇，唐继尧出走，当时的云南外交特派员公署派驻海防的接待员张南生电知我，要我跟唐继尧走。我便跟唐到了广州，那时广东军政府，唐是五总裁之一，孙中山先生接待唐及随员（学生只有我同符照骞），住在亚洲酒店（即现在的南方大厦）五楼。本来孙先生希望唐到广州一齐北伐，给唐一个副元帅职位，谁知唐继尧与陈炯明搞联省自治，离开广州到广西率师回滇，我就不与符照骞跟唐走。那时已有先毕业的同学叶剑英等20多人住在大马站“宗圣公祠”一间学舍内，我首先找着叶剑英，邓炽、邓其渊、梁朴元等人，通知了20多个同学一齐签名，就是用快邮代电联名请缨北伐（电文是叶剑英起稿的）。那时军政府裁撤了，孙中山先生被选任为非常大总统，准备誓师北伐，总统府秘书长马君武约见我们，说我们热心爱国，来电请缨北伐，经孙大总统阅悉后，批准全部录用，并与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一师长邓仲元商量，适当安排我们工作。我们到第一师师部报到后，适值沈鸿英叛变，邓师长亲自到琶江口指挥平沈之乱，派我同叶剑英在黄沙车站利用铁路电报线架设电话，直通第一师师部，接通前线情报。这是我同叶剑英走上工作岗位后，第一次接受这个作战情报通讯联络的重要任务。

　　平沈战事平静后，我在师部当了几天军械员，当李济深从北京南来当上师部中校副官长，我就升上尉副官，兼军官教育班教官，后来叶剑英被分派到第四团当上尉教练官（即陈铭枢那一团）。当总统府成立警卫团时，又把我调为警卫团上尉副官，筹备出师北伐。各项补充工作妥后，1921年秋，拱卫孙中山先生北伐，北伐军攻下赣南，正在挥军前进攻南昌时，广州的探报传来，谓陈炯明在惠桂召集他的死党开会，要在后方造反。孙中山先生闻悉这种情况，就立刻率领警卫团第一、第二营回广州坐镇。留第三营在韶关保护北伐军后方，并将警卫团扩充为两团，升任中校团附李章达为警卫第二团团长，少校副官蒋光鼐调充第二团第一营长，还将姚观顺的卫士队60人扩充为一个卫士大队，李杨敬、梁世骥和我三人都升任少校机关枪连长。李杨敬留在第一团，梁世骥分派到第2团，我这一连配属在卫士大队，急急招募新兵补充。

　　1922年6月13日、14日两天，谣言甚盛，到处传说陈炯明在惠州开会，要请孙下野。15日一早，孙中山先生就写了一个手令，叫我到石井兵工厂找朱卓文厂长，领四挺粤造粤式水机关枪（即重机枪）、两挺粤造二十四响旱机关枪（即轻机枪）和500支七九步枪，50000发子弹。到日落时候，差不多6点多钟我才运回总统府（即现在的广州中山纪念堂）。我还没有吃晚饭，第一连有两个排长赖顺成、钟演廷（武校12期同学）急急来告诉我，说刚才钟国祥、陈静奄、赵益坚（也是同学）特派人来通知他们二人，说钟景棠的部队已开返广州，准备今夜围困总统府。我就将这个消息告诉陈可钰（团长），请他赶快报告孙大总统。陈可钰还假作镇静，说不要紧，镇静些，赶快把机关枪装起来准备应战，叫第2营长叶挺把第2营配置在德宣西（警察第二区）到莲塘街这一线，成曲尺形，重点是巩固大闸门，加高沙包掩体，叫我将两挺轻机枪配置左右两翼。我对陈可钰说，现在统统都是新兵，不但不会使用轻重机关枪，就连步枪射击也未学过，连三角瞄准也未教过，现在要怎办好？结果，叶挺在第四连挑选了6个老兵来使用这两挺二十四响轻机关枪。半夜12时左右，外间风声甚急，孙中山先生离开粤秀楼上永丰舰。半夜1时左右，前哨接触打起来了，天刚亮，叶挺率预备队第六连冲了三次都冲不出去。陈可钰制止叶挺，说要保护夫人安全，不可随便牺牲，他就用电话与叶挺讨价还价，争辩了许久。结果，围攻正门的敌人让开了一条路，叶挺乘机占领有利射击火线，成为交叉火压制住敌人不敢再前进。到了下午5时多，电话线、电灯线的线路也被截断了，不得已才冒着炮火往外冲。首先是陈可钰带头，冲到公园围墙边，敌人的枪炮弹四面八方射来，十分危急。叶挺不顾一切，爬起来，用快跑步到达围墙转弯角（死角），我督促三个机关枪手提起一挺轻机枪，到达叶挺前面，用连射的猛烈火力掩护着，马湘背着宋庆龄夫人越过马路，陈可钰又跑到前头鼓起战斗勇气，黄惠龙，叶挺押后，我跟尾指挥着两个机关枪手托起另一挺轻机枪赶上来跟着冲，冲过马路入芒果树街，被敌人阻击，走不通，又转到华宁里内街时，大家都冲散了，叶挺首先爬过公园围墙首先逃脱了（这是后来到了永丰舰叶挺告诉我的）。陈可钰在公园前被俘带入公安局，伪局长吴飞是陈的速成学校同学，名为对陈保护，实则将陈扣留。我从司后街（即现在的越华路）内街左转右弯，走到东较场魏邦平的司令部避难，遇见刘纪文，他给我吃了一餐饭，为我包好左膝下的伤口，止了血，用汽车送我回到第一师司令部（长堤官铸局）。歇宿一夜（整夜不能入睡），到了天亮，我拿了第一师的通行条入高第街，一直走到太平南，在从沙基西桥遇见黄骚，他带我到沙面入去日本领事馆，休息一刻，便与邓惠民（邓惠芳的妹妹）坐小电船，上永丰舰见到孙中山先生报告，突围经过，说明夫人已脱险，有黄惠龙、马湘保护到西横街住在马伯麟家中，黄骚已在沙面日本领事馆打电话到岭南大学（即现在中山大学）告知钟荣光校长会派小电船来接夫人。孙先生反悲为喜，叫李章达招呼我食过早餐后，把我分配在楚豫军舰参加战斗，孙先生即下令准备战斗，并亲自指挥各舰列队开入省河巡来巡去与岸上敌军对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