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城市邂逅 辛亥摇篮缘何香港？
辛亥革命网 2013-09-23 00:00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普德法 查看：
一场革命和一座城市的邂逅
100年前，辛亥革命有如旷野里一道凌厉的闪电，刺破20世纪初阴霾重重的黑夜，照亮整个中国大地。这一道惊雷，将中国这个古老民族从沉睡中唤醒。自此，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开始探索民主、自由、平等之路，孜孜以求。
一百多年前，“工业革命”风靡欧美，西方诸强发展一日千里，而腐朽不堪的清廷仍以天朝自居，任“陈年累世的灰尘让它堆在那儿不加扫拭”，夜郎自大。以孙中山为首的先行者奔走呼号，但在早已习惯“三纲五常”的内地，应者寂寥，四处碰壁。在香港，孙中山找到了革命的土壤和发展空间，香港也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的摇篮。
百年辛亥，风起香江。如今重新梳理那段历史，我们只需俯下身子，仔细倾听，很容易发现：这也是我们时代的声音，是对压抑我们心头的事件作出判断的直接反应———关于个人利益和民族大义，关于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关于苟且和磊落，关于固执和发展，关于真善和虚伪，关于野心和诡计……
辛亥革命与香港，一场革命和一座城市的相遇。在人类发展史上，发生在香港这片热土上的辛亥往事，只是渺小之一粟。历史流沙，掩埋多少忠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倘若能在众多历史过往中择其菁华，时时自省，多多借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不久远。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公元1911年，即清宣统三年，阴历为辛亥年。是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史称“辛亥革命”。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如同一尊早已风化、布满蛛网的泥菩萨，轰然坍塌。
此时的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早已沦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的泥淖，难以自拔。外，如孙中山所言，“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内，如康有为上书光绪，“吾民精华已竭，膏血俱尽，坐而垂毙，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内忧外困，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已到穷途末路。
起义当天，武昌城的枪声并没有传到地处中国南海的香港。但冥冥中，似有灵犀。香港《华字日报》头版以《论影响》为题开篇言道，“东岸火烧西岸烘，非西岸有火也，影为之也。南山钟撞北山应，非北山有钟也，响为之也……”香港与辛亥革命似前生注定的姻缘，互为影响，休戚攸关。
时至今日，穿越辛亥革命百年迷雾，香港诚为辛亥革命之策源地，已成共识。1923年，重返香港的孙中山在香港大学演讲时说，“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也。”香港历史博物馆总馆长丁新豹说：“辛亥革命前的多次起义中，香港都是决策、后勤和宣传基地。”而在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金强看来，说香港“是辛亥革命的摇篮并不为过”。
缘何是香港？
革命思想启蒙地
孙中山说，“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也。”
自1842《南京条约》割占香港岛，到20世纪初，英人治港已60余年。香港已形成言论自由之氛围，西方教育比较普遍，“渐濡染自由平等学说，鼓吹革命排满者日众”。
李金强认为，香港被英国占领后，国内大量华人移民香港，形成了一个华人社会，而英国人又将自己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制度都搬到香港，使香港成为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所在地。
“四大寇”声名鹊起，是香港革命启蒙思想具体表现之一。冯自由所著《革命逸史》有“兴中会四大寇订交始末”记载，“故孙（中山）、陈（少白）、尢（列）、杨（鹤龄）四人每日在杨耀记高谈造反覆满，兴高采烈，时人咸以四大寇称之。”
杨鹤龄把其父开设店铺“杨耀记”，作为革命畅谈之所，成了名符其实的革命联络点。孙中山在自传《孙文学说》也有记述：“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尢列、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
革命报刊也开始蓬勃发展，思潮激昂。在兴中会成立初期，报刊宣传极为有限。1895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知创设宣传机关之必要”，遂于1899年派陈少白到香港筹办党报。党报定名《中国日报》，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义，当年12月正式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