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志士黄申芗的革命生涯(11)

　　【注释】

　　[1]引自《黄申芗革命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

　　[2]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黄申芗是知识分子出身，诗文写作都相当好，且富有组织号召的能力，所以投军不久，即被选为陆军特别小学堂的学兵。”

　　[3]江炳灵在1954年12月8日辛亥首义人士座谈会上说：“学兵中有个大冶人黄申芗，军籍是三十二标，能说会写……他在学兵中串联了许多人，我也被串联在内。”又云：“他以联络帮会形式进行，先换贴拜把，逐渐灌输革命思想，直到填愿书入会为止。”（《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

　　[4]《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卷上（台湾编纂）：“我刚入伍时更名万奇，因身穿学生制服，以学生而愿当兵特别引人注意。于是军中朋友日渐增多，彼此交换知识，进而披肝沥胆谈革命，咸认为有组织团体之必要。遂于我入伍后一月余，由大冶黄申芗（原名绍香）、安陆郭抚宸、黄冈邹润猷（午桥）、汉阳萧骥（德称）、房县丁仁杰（景梁）、湖南宁乡章裕昆（德藩）、湖南慈利唐牺支（以祀）、京山曹振武（士杰）、湖南湘乡杨王鹏（子鬯）和我，共同发起组织群治学社，推举黄申芗为社长……以后湖北革命团体如振武学社、文学社皆由群治学社演变扩张，成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原动力。”

　　[5]见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

　　[6]见高观筹《湖北起义首领孙武传》。另见《钟雨亭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凡旧所收会党，编为数镇，各镇统以副都督。若副都督之刘英、黄申芗、彭汉遗等，均集堃（即钟雨亭）处，互谋大计。”

　　[7]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辛亥首义回忆录》第四辑）：“未几，风声渐露，所藏爆弹发觉，其长官以电话召申芗归营，欲使其不意拘禁之也。申芗固机警，逆知事败，亦欲使其不疑逃之，佯应曰：‘诺！’遂乘间走上海。”《梁维亚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事为瑞瀓侦知，将捕黄申芗置诸法，维亚请黄速渡江往沪，亲至其家，为之携行李，出户不及数武（按：古代以六尺为步，半步为武），而第三十二标之兵士，已环围黄君宅矣。先是维亚拟取黄君行李，众有难色。维亚曰：‘黄君远行无资，吾等又贫甚，爱莫能助，且黄君弃家而走，非计也，维亚愿牺牲一身，以救黄君。黄君今之英雄，将来必为中国造福。’众咸壮之。”

　　[8]张难先《振武学社之始末》（《湖北革命知之录》）：“群治学社虽覆败，然因黄申芗、李抱良等部勒有方，毫无显著迹象，与官厅以兴大狱之机会，故实力完全保存。”

　　[9]据陈孝芬云：“孙武于八月十九（10月10日）以后，与宪政派渐渐接近，旧日患难朋友反见疏远。黄申芗为人豪爽，见孙如此，极感不快，不久遂有倒孙之事。”（《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三辑）另据粱维亚云：驱逐孙武一事，动机都是不满意孙武，但是在粮道街开会时，曾提到要黎交出大都督一事。梁从上海回鄂，在船上与孙武相遇，孙说要成立民社，直接拥黎，间接拥袁。他听了大不谓然。一到武昌，他就向有关同志谈及此事，更加促进了“二次革命”。（《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梁维亚》）

　　[10]粱维亚云：“这是共进会打共进会，与文学社无关。驱逐者黄申芗、向海潜、黄元吉、汤舜卿、李基鸿、蒋东佛、梁维亚；被驱逐者孙武、邓玉麟、高尚志。”（《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梁维亚》）

　　[11]陈鹏仁《孙中山先生与日本友人》：“上午8时至长崎，中国驻长崎领事徐善庆、时任新疆青海垦屯使胡瑛、留日学生会会长黄申芗、东京国民党支部代表黄伯群、共和党支部代表韩开一、长崎市长特派员菊池良一、长崎商业会所主席桥本氏，以及宫崎寅藏和各处新闻记者凡三十余人来迎。先生下船后，至车站贵宾室小憩，长崎市长北川，以及市会议长、商业会议所会长等人趋前问候……随后，中国学生二十余人来谒。10时10分，乘铁道院所备特别列车驶向东京，送行者脱帽欢呼。”

　　[12]见《孙中山先生画册》。

　　[13]见《孙中山全集》第三卷、《孙中山年谱长编》

　　[14]《孙文先生东游纪念写真帖》：“是日，先生离东京往横滨。到新桥车站欢送者有大隈重信、涩泽荣一、副岛博士、犬养毅等著名官绅二百余人。成城、同文、志诚各校学生留学生及日华学友会会员等数千人列队道旁，高呼万岁。东京国民党支部长黄伯群、干事刘寿朋、冯裕芳、黄申芗等十数人随车送生先至横滨。”

　　[15]见田桓《追忆孙中山先生若干事》（《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五辑）。

　　[16]梁钟汉《我参加革命的经过》（《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我与詹大悲、夏述唐、季雨霖、彭临九、黄申芗、温楚珩、蒋文汉、陈少武、蔡济民、吴醒汉、熊秉坤、丁仁杰、刘英等分藏于法租界德民饭店及日租界松乃家，设立机关，联系武汉旧有军队讨袁……忽日本驻汉领事通知我等，谓：‘段祺瑞率兵南下，黎都督已有照会致领事馆，要求将党人引渡。领事馆准备派岳阳丸负责送你们到上海。’我等遂不得不分别离开汉口。”郭寄生《辛亥革命前后我的经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在此时期，季雨霖、詹大悲率同志多人，由上海回返汉口。季住日本旅馆松乃家（在旧日租界），詹住大达医院（在旧英租界）。不日，蔡济民、蒋翊武、熊秉坤、刘英、王宪章、梁瑞堂（即梁钟汉）、黄申芗、彭临九、温楚珩、谢超武、杨王鹏、耿毓英、丁景梁（即丁仁杰）、范汉民、容景芳、郭寄生、彭达五、谢石钦、高汉声、王文锦、邓贤才、苏成章、李亚东、阙龙、胡玉珍、管心源诸人，陆续会合……一切布置正要成熟时，又被黎元洪预得消息，急电袁世凯迅速派兵相助，因有李纯率一师南下之事。黎既得外来的武力，胆气益壮，是月下旬间，下令分途捕人，此是改进团的第二次失败。诸人陆续搭日本凤阳轮、大元轮和日本兵舰往上海，未往的多避往外县，其他也有被逮捕的，也有往江西、湖南催促李烈钧、谭延闿发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