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申芗和群英会事件(5)

　　有文章说，事起当日，“秩序大乱，军政机关，破坏殆尽”。然而据陈孝芬回忆：“倒孙之翌晨，我从山后之福寿庵到理财部办公，行经南楼，忽见有袖缠白布士兵之二人，叫我摘下眼镜，又叫我脱下皮靴（可能是例行检查）。我到部以后，即同部中一些高级职员围炉取暖。”陈孝芬任职于理财部，理财部是重要部门，尚能照常上班，还能“围炉取暖”，那就是说，并未“破坏殆尽”。至于军务部，“仍就两湖师范为办公处，部中各办事人员，除孙武外，余均仍旧（军务部人员曾一度走避，后来陆续回部）”。再看《申报》3月6日一则消息：“28日之变自早6点钟起，至晚4点钟止，始行安辑。一日之内，只闻马蹄声、操靴声踯躅道左。到晚即谕各队：‘办公之人一律归部，悬挂徽章，便于稽查。’归部时多持白旗，上书‘改良政治’、‘驱除民贼’、‘保商保民’等字样。当时有学生军二营第一、第二两队均扎在官钱局防护，三、四两队则四出巡查。又派令教导团辎重第十九营、义勇团、毕血会在外帮查。一面转谕各协、标、营陆续整队，听候领饷。故街市尚为镇静。”由此可见，所谓“秩序大乱，军政机关，破坏殆尽”，乃不实之辞。

　　28日，暴动士兵找不到孙武，便扣押了孙武的家眷，查抄了他在武昌大朝街的寓所。查抄出的“箱笼堆积如山”。后经李春萱、陈孝芬出面做工作，黄申芗立刻令士兵释放了孙的妻儿，财物一一归还。孙武在汉口闻讯，说是要调兵平乱，但已无兵可调。经汉口绅商恳劝，于是向起事诸人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不得动摇都督；第二，不得累及无辜；第三，不得骚扰平民。接着发表了一个辞职宣言，先对指责他的罪状一一予以辩驳，最后宣布：“今后入山，谢绝世事……一纸宣言，长此行矣！”

　　对于黎元洪来说，驱逐孙武，这是他所乐见的。因为孙武的野心愈来愈大，逐渐从“挟黎以自重”，发展到“广布党羽，谋取黎以自代”，成了他的心腹之患。他顺水推舟地接受了群英会的要求，将孙武等人撤职，改组军务部。黄申芗这时也不想让事态继续扩大，既然黎已应允将孙武等撤职，就决定适可而止，群英会事件遂告一段落。

　　事后，黎元洪并未追究黄的责任，而是“一授军务部正长，再扎近卫军统制”，不管黎是真情，还是假意，黄均坚辞不受（不过还是代理了几天近卫军统制），提出解职归田。黎却采纳了饶汉祥的建议，令副官唐仲寅取银五千元，要黄去日本留学。饶是黎的心腹，饶的话，黎往往言听计从。饶汉祥留学日本时参加过同盟会，举人出身，有文才，经广济同乡彭汉遗的引荐而进入都督府。因他起草的文电甚合黎元洪之意，黎便以他取代杨玉如为主任秘书，后升任秘书长。饶虽是黎的亲信，但也喜欢和一些党人交朋友，并与黄申芗、熊秉坤、彭汉遗、黄元吉、梁维亚、李基鸿、高震中、罗定维、蒋东佛等十人结拜为异姓兄弟。黄申芗到了上海，滞留了一段时间，想看看形势再作决定。黎知道后，怕他生事，迭电黄申芗，要他立刻去日本，否则取消他的公费留学资格。当年7月2日的《民立报》有一则消息称：“因黄申芗在上海逗留，黎元洪下令停发其留学津贴。”这与事实有点出入。

　　黄申芗走后，3月底毕血会被解放，原因是“该会性质，既非军队，亦非学堂，除一宿两餐点名领饷之外，毫无所事”，“该会正会长蔡济民君，刻已任军务司长之职（后改部为司，原任司长为曾广大），深以会员群居闲处，殊属非策”，于是决定解散。“毕血会名目仍旧留存，专为慰死抚伤机关”。4月份，学生军解组，被编入各军事学校。教导团实际为张振武所控制，黎元洪下令解散，但未能成功。至于义勇团、教导团，不知所终。

　　还有两件与群英会事件相关的事必须提及，以还原历史真相，免得以讹传讹：

　　其一，所谓蔡汉卿镇压群英会的问题。有的文章说，群英会事件发生后，蔡汉卿向黎元洪表示“效忠都督”，“黎见蔡输诚，即以蔡升任第四镇统制，指挥所属进行镇压。黄所依以起事之同盟军，成为自己的对立面，素以才智著称的黄申芗竟为蔡所卖”。这一说法与事实相悖，值得商榷。蔡是群英会事件的积极推动者，而且自始至终都参与了这一事件，他是难脱干系的，怎么会反过来镇压该事件的参与者呢？再说参与这一事件的知名人物，也未见有谁被杀害。至于说“诿罪于文学社，大开杀戒，斩杀数十”，这只怕是将祝制六事件和群英会事件混为一谈了。蔡汉卿是杀了一些人，如有名有姓的就有祝制六、江国光、滕亚纲等。不错，这些人都是文学社社员，但他们是另一起事件，即“祝制六事件”的领导人，与群英会事件无关。另外所杀的祁玉山、杨警亚等，则是由于滥捕滥杀所致。祝制六事件实为孙武所利用，他阳为支持，暗地里指使党羽李忠义向黎元洪告密，接着怂恿黎将祝制六等人一网打尽。文学社是支持过黄申芗，但仅仅是“暗中携手”。其领导人蒋翊武则避之唯恐不及，生怕连累自己及文学社，一面以“保全大局，不遭人忌”八个字通告全体社员，一面通电表示“集齐军队”，“镇压一切”。因而有人批评他“胆小畏事，不足表率群英”。梁维亚则直言不讳地说：“这是共进会打共进会，与文学社无关。驱逐者黄申芗、向海潜、黄元吉、汤舜卿、李基鸿、蒋东佛、梁维亚；被驱逐者孙武、邓玉麟、高尚志。”有少数文学社成员参与了这一事件，如毕血会的领导人王文锦、王国栋就是文学社社员，但这只是例外。原文学社社员万耀煌在回忆这一事件时谈到：“毕血会为阳夏战役之伤患官兵所组织，因不满军务部长孙武而想倒孙……遂拥戴黄申芗。由黄申芗领导其辖下之第三标标统单道康暗中部署。黄并于起事前告我，要我援助，他知道我曾在第二协任教练官，深得官兵信赖。同时，第二标官兵参加毕血会的很多，黄秘密命令他们听我的命令。我将毕血会起事的消息告知陈镇藩（育武），望他率教导团守卫都督府，如有必要，我当立即驰援。我回营即令第二标武装待命。夜半事起，枪声满城，第三标全部出动，第二标虽和第三标同住左旗营房，因我持以镇静，第二标始终未有行动。因毕血会的目的只在反对孙武，事态未扩大。次日早上，黎元洪允将孙武撤职，改曾广大为军务司长，遂告和平解决。黄申芗乃将第二协司令部迁至左旗，单道康仍归营。”这段谈话说明了两点：一是文学社成员皆持观望、中立的态度，基本是按兵不动；二是群英会事件是和平解决，并未有镇压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