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申芗和群英会事件(3)

　　孙武原先十分倚重黄申芗，对黄的作用和能力也是十分肯定的。如1911年春，居正、谭人凤“询孙武谋鄂响应广东事”，孙武曾说：“必须查光佛、黄申芗等来汉，始有办法。”又如1911年5月，在共进会、文学社第一次商议联合的会议上，孙武说：“我们共进会是同盟会的系统，直属东京本部领导，与各省都有联络；在本省的同志很多，单说军队，黄申芗、林兆栋等以陆军特别小学堂为基础，向部队中发展。黄申芗、林兆栋目下虽离开军队，但大部分同志还在继续进行革命工作。据初步估计，人数超过文学社。”这还是武昌起义前不久说的话，仅几个月的时间，孙武对黄申芗的态度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孙与黄的矛盾究竟因何而起？可能以下两个原因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是黄申芗与文学社的关系。黄申芗曾任群治学社社长，而文学社又是由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演变扩张而来，文学社的骨干大多数原为群治学社社员，黄申芗又喜交朋友，不存在什么地域观念和门户之见，故此与文学社的领导人过从甚密，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孙武对文学社却心存很深的门户之见，往往歧视和排斥文学社诸人。即使是共进会的成员，因与文学社的不同关系，看法亦不同。如蔡济民和高尚志，同是二十九标的共进会正副代表，“蔡的组织关系不限于共进会（蔡济民亦是文学社社员），高则全力以赴。故孙、高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蔡较高有逊色”。黄申芗不能彻底和文学社划清界限，必然要引起孙武的猜忌。

　　二是黄申芗以群治学社名义谋援湘。1910年4月，湖南发生饥民闹米风潮，焦达峰打算率三千人从浏阳至长沙发难，写信给黄申芗，要湖北举兵响应。黄即与杨王鹏、李六如、查光佛、萧国宝、江炳灵、黄元吉、丁仁杰、林兆栋、陈孝芬、曾省三、唐牺支、梁维亚、单道康、汤舜卿、李建中等协商，准备成立临时军政府，统一调度，定于4月24日夜12时发动，先夺弹药库，继则各标响应，攻占楚望台。后闻湘乱已平，焦达峰已中止起义计划，黄申芗决定按兵不动。不料孙昌复、朱道源运弹药时不慎出事，加上有人告密，“风声不免外露，于是全城戒严，并派宪警至第三十一标逮捕黄申芗（黄申芗经常食宿在三十一标，并利用三十一标的军装房、机关处等场所召开秘密会议），标统曾广大对黄很器重，事先微露消息，让黄逾墙逃走”。曾又令李建中连夜渡江通知《商务报》各同志，因而与此案有关的负责人纷纷走避。黄申芗后经同志熊文卿、涂寿卿写信介绍并资助去上海教堂避难。由于“黄申芗、李抱良（李六如）部勒有方，毫无显著迹象，与官厅以兴大狱之机会，故实力完全保存”。这次起义虽胎死腹中，但对共进会来说应是一件大事。这次起义动员之广泛，规模之大，计划之周密，都是空前的。据黄申芗自述：“军界申芗辖内所属者千一百五十余，出差者二百余，非军界者一万一千四百余，非所属者数百，并作计调集分布。”有些具体作法，第二年的武昌起义还打算沿用。如派人至武胜关拆毁铁路，扼守要隘，以阻滞清军南下；派人至广济夺取田家镇炮台，以防堵水师溯江而上。后来，由于武昌起义发生于仓猝之间，而未用上。对于这样一件大事，后来孙武却从未提及，看来他对这件事是有成见的。究其原因，就是这次起义是以群治学社相号召（据李春萱回忆，当时还召开过群治学社社员大会，来讨论起义的事），而不是打共进会的旗号（当时共进会主要领导人刘公、孙武都不在武汉，黄申芗不便擅自用共进会的名义）。原先共进会与群治学社不分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孙武甚至可以通过黄申芗直接对群治学社施加影响，所以用什么名义，孙武是不会介意的。但随着文学社的成立并日益壮大，共进会与文学社的矛盾日益尖锐，再回头来看这件事，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对黄申芗当初以群治学社相号召的动机必然会引起猜忌。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所以孙武对黄申芗的态度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继而利用手中任免的权力来贬抑黄申芗，利用亲信来牵制他，也就不足为怪了。

　　群英会事件的起因究竟是什么呢？不错，黄申芗与孙武之间是有矛盾，但决非完全由个人矛盾所引起。据陈孝芬说：“孙武于八月十九日（即1911年10月10日）以后，与宪政派渐渐接近，旧日患难朋友反见疏远。黄申芗为人豪爽，见孙如此，极感不快，不久遂有倒孙之事。”陈孝芬的话已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但不是全部，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孙武自当上军务部长后，作风随之大变，飞扬跋扈，“攘功怙权，无所不至”，做了许多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黄兴初任战时总司令，他十分嫉妒，曾对亲信说：“黄徒以先声夺人，实不知兵。”汉阳失守之后，军政府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旧军官杨开甲（原清军标统）借机在革命队伍中制造混乱，扬言：“黄兴贻误军机，应处死刑。”孙武等随声附和。黄兴的处境十分危险。这时万廷献力排众议：“阳夏之役，我军将士艰苦奋战，不怕牺牲之精神无可指责；黄兴本人是爱祖国爱民族之人，其战略亦无大误；如有错，则张景良（亦原为清军标统）等贪生怕死，指挥无方，致使我军遭受挫折，应由他们负责，黄兴无罪。”万廷献是湖北鄂州人，任南京陆军第四中学总办，阳夏战争期间率学生陈铭枢、李章达、蒋光鼐、陈果夫等十余人援鄂，后任军政府顾问兼参谋长。黄兴东下，所遗总司令一职，由万廷献继任，由蒋翊武任监军。万就职三日便知难而退，蒋翊武即以监军护理总司令。这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由于派系之见甚深，孙武等人不愿军事指挥权落入蒋手，诋毁蒋是“糊涂竖子”，“殊属悖谬”，经过精心策划，捧出老同盟会员谭人凤充任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撤销战时总司令，调蒋翊武为都督府顾问，并由孙武报请黎元洪下达委任状。蒋翊武事先毫不知情，命令发表，感到突然，便询问黎元洪。黎推脱说：“尧卿把公事写好了叫我盖印，说是你们都商量好了。”经过大家劝解，蒋翊武只好照办移交。孙武的意图只是利用谭人凤来排挤蒋翊武，而谭人凤却以假当真，一上任就提出：原有军官一律出缺，由防御使委用；武昌现存枪械服装须报防御使备查；防御使署经费和各部队饷项，每月应由财政部事先筹拨。这三项主张，无疑将损及孙武的权力，孙便鼓动各部队长官赴都督府陈述意见，说他老朽，不谙军事，难负重任，要求免去谭人凤。后改任谭人凤为鄂省代表，赴沪议和。

　　即使是共进会成员，孙武也往往不能相容。如刘公，曾任共进会会长，资历深，为人宽厚，汉阳失陷，他以总监察名义守城。通令各机关对于用人行政、经费开支，须经总监察处批准。第一次实行监察，却得不到孙武支持，又遭到旧军官出身的带兵军官反对，对刘的总监察处不理不睬，总监察处形同虚设。武昌组编北伐军，刘愿意领兵北征，黎元洪便给他一个北伐左翼军总司令名义。对于人事装备，黎元洪加以抑制，军务部也多方阻挠，说他不懂军事，“措置乖方”。张振武亦是共进会会员，后任军务部副部长，曾携巨款赴沪购买军火，孙武暗中派人监视。张一怒而归，质问黎元洪，黎元洪委婉解释：“此尧卿所为，与我无关。”黄元吉在武昌起义中攻清督署最力，曾任第三协统领，防守青山。后在无任何过失的情况下，孙武将他撤换，先代以旧军官夏占奎，继委以旧军官成炳荣。这个成炳荣却十分昏庸，嗜酒成性。黄兴督师汉阳，决定反攻汉口，命令他率领第三协由青山渡江，在谌家矶登陆袭击清军。军队即将渡江，他却喝得酩酊大醉，以致延误战机。当军队到达汉口对岸时，天已大明，敌人发觉后，予以还击。滩头阵地守不住，只好退却。当督战官黄元吉赶到，成炳荣假装投水自尽以遮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