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元老后裔张铭素女士(3)

　　四、书画为媒结伴侣

　　张铭素1985年退休后，潜心学画，以画梅见长，被推荐参加了钟样市书画研究会。在书画研究会里，他认识了一位老知识分子，他叫邓承先，当时已是94岁高龄。他早年毕业于中华大学。从成人中专教师的岗位上退休，他身体健康，生活自理，潜心书法；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和书法作品。邓老的文章叙事琐细而不乱，情似从肺腑中流出，缠绵悱恻，深沉顿挫，真切感人。书法运笔自如，苍劲有力。交谈中，张铭素了解到，邓老的老伴黄老师已去世。邓老在50年代曾被错划为右派，被遣送到江北农场劳改3年，满刑后作为就业人员，又留在农场，一去就是20年。坚强忠贞的黄老师不顾巨大的政治压力，坚信丈夫的冤案终会平反昭雪，以每月几十元的工资，历尽艰辛，将3个孩子抚养成人。并百般体贴在农场的丈夫，直到邓承先被平反恢复工作，黄老师才过上幸福的日子。可好景不长，老天又给这对夫妇降下灾难．黄老师不幸中风，生活不能自理，在病床上一躺就是14年。邓承先既工作，又照顾在病床上的老伴，一直伺候到她去逝。患难之交见真情。张铭素钦佩这对风雨向舟，患难与共，忠贞不渝的夫妻。而张铭素自己，也有与邓承先基本相同的经历。五十年代，张铭素也曾被错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判管3年交地方管制。直到1978年她才被平反昭雪恢复工作。但丈夫不理解，20年间，一直羞辱、折磨、毒打她。张铭素忍辱负重，不记前嫌，在丈夫生病和病重的日子里，一直服侍在床前，体贴入微。丈夫去世后，张铭素忍着悲痛，为她办了隆重的丧事，开了追悼会，还赋诗祭奠显示出男子汉般宽阔的胸怀，更显出女人少有的侠肠义胆!邓承先钦佩张铭素既有梅花般的超凡脱俗，又有女人少有的柔情似水，高尚的情操。当邓承先提出与张铭素携手走完人生最后一站的要求后，张铭素欣然同意。婚前，张铭素与邓承先一起，反复商量立下遗嘱：因为我们过去都有同样的遭遇，现在又都是双双失偶的老人，虽然都有满堂儿女，但他们都已有各自的小家。再孝顺的儿女，也难解除老人的孤单寂寞，我们又有共同的诗歌书画艺术爱好。为了相互安慰过去的创伤，解除晚年的孤单寂寞。共同研讨艺术人生，丰富晚年生活，我们决定携手共度人生最后一站……这是合理合法的选择……我们相信所有孝顺善良的子女，都希望自己的父母的晚年幸福、健康、长寿。我们更相信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的今天，不会再有要求父母忍受人间最大的鳏寡孤独的痛苦，去争取树立“贞节牌坊”。忠于亡魄，当个“正人君子”为自己争“面子”的自命“孝顺儿女”吗？至于财产，原
　　则上不因我们的结合而改变各自两家财产的所有权，……我们双方的遗产，不按子女平均分享，我们将按子女平日对我们的孝心、爱、奉养等态度，公平合理地遗留赋予或继承……可喜的是，双方儿女都通情达理，理解并支持父母的选择，共度欢乐晚年。希双方子女团结友好，和睦相处，等将来父母升天后，永能瞑目。张铭素与邓承先结为伉俪，消息传开，人们无不传为美谈，亲朋好友，前来祝贺，市内书画知名人士，纷至踏来，即兴作诗绘画，以示庆祝。中央电视台记者闻讯，慕名前来采访并拍摄。

　　五、不寻常的“中堂”和手书

　　在张铭素的记忆里，家中有一幅不寻常的中堂。它既不是名家的字画，也不是祖辈的画像，而是两张当票的凭证。如此简单的当票凭证，张难先何以视为珍宝，且把它放置于中堂，让自己和子孙们时时看见，牢记在心呢？说起来，还有一段来历。

　　张铭素记事后，祖父张难先告诉她：48岁那年，他立志于探索求学济世之道，卖了薄田，作为盘缠，带着3个儿女到北京求学，留下妻子在家务农。在北京大学，他按时去听杜威、罗素的讲学。好友梁淑溟见他捉襟见肘，生活拮据，欲援手相助，被张难先婉言谢绝。此时已是1922年2月，经友人介绍，张难先到北京市政府的一个参谋部任职，但参谋部常数月不发薪水，张难先一家人几乎陷入绝境：家徒四壁，身在异乡，无米下锅，天寒地冻。万般无奈，张难先脱掉御寒棉马褂，迎着北风，踏着积雪，当掉棉马褂，当了三钱银子，买回下锅的米。没过几天，又无米下锅了，张难先一咬牙又当了身上仅有的棉袍，只穿着两件单衣回来，用当的这一钱五分银子买米度日。这就是两张当票凭证的来历。以后，张难先无论是担任国民政府铨叙部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当选为全国一、二、三届人大常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始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一身正气，刚直不阿。他一直把这两张当票凭证悬挂在中堂，时时警醒自己，不忘过去，不忘贫穷，为天下劳苦大众着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铭素每当看到这两张当票凭证，敬意油然而生：祖父是何等的求知若渴，何等的一身正气，高风亮节！

　　张铭素还记得祖父挂在家中的三则手书：

　　手书一、“回首往事，二十至五十岁，三十年间，常至断炊，近十年因各种关系与闻政治，然精力已绝，性刚才拙，不合时宜，再不入政治旋涡。关于自己的后事，家中切不可下讣文，及收人挽幛”。

　　这是他回首往事和对自己后事的安排。张难先于1968年9月11日95岁时去世后，党和政府按照他的遗嘱为他办了丧事。

　　手书二、：“现在家庭之间，因经济与思想之变更，父母既无术以支配之，子女亦无术定省父母 。故现在家庭，以一夫一妻及未成年之子女为限。以后吾子女除有特殊变故在此小住外，均宜各求自立。我之不能供给子女，犹如儿女不能奉养我也。其各努力向上，以免累已累人”。

　　这是他对子女的告谕。几十年间，他的子女一直遵守家训，堂堂正正做人，不给祖父添麻烦。张铭素从小离家,谨守家规,自强自立,张难先为此感到欣慰。

　　手书三：“街市住家不比乡间，房屋、行李、锅炉都不便，留客膳宿，除有特殊情形外，实在不便。加之现在家庭，子女成年，即要离居，虽有儿媳，严同旅人。今年已老，无力雇人侍候，所以招待宾客，实属抱愧，望族党、亲友原谅。再亲友多以余服官十所，交情必广，介绍小事，以为很宜，不知余性冷淡，交游极寡，凡托余介绍职务者，请鉴此苦衷，不必启口。

　　这是他对亲友的奉告。亲友、乡里知道张难先的为人和秉性，从不打扰他。

　　张铭素至今保管着祖父写给她的很多信，每当看到这些信，胸中就会涌起波澜，对祖父的怀念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1953年张铭素在洋梓小学教书，在纪念五一节的全区干部职工大会上，一位区级干部在讲话中存在着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张铭素听后很反感，就写信将这一情况告诉了祖父。此时，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张难先，看了孙女的信，当即给她回信：“你对我说的事，只能对组织上说，不能向别人谈的。因为我处在高级政府方面，你与我处在祖孙方面，我和你两个人都要避嫌的。我同你只能谈学问，谈家常，只能勉励你少犯错误，你年轻，这些道理你当然不懂，望你以后知道。我病了月余了，不写了。爹爹”。

　　张难先在接到孙女的回信后，又给孙女回信：“铭素孙女：六日信收到，你说对我前信有所认识，并决心以后遵照指示，甚慰！因我在政府，听到地方事故，一定要注意的。若办出去，人家说是听我的孙女的话，无论有无理，社会人士对我都是无好评的，那你的是非就多了，所以这是很要明白的事，我病已好，已出院多日了。再你说的歌剧，这一工作，我不大懂，你找些有研究的人去研究，一定是有进步的，因为你本来就很聪明。爹爹”。这只是其中的两封信，张难先爱孙女之情，跃然纸上；堂堂正正做人，可见一斑。

　　六、三换供牌谢小平

　　张铭素、邓承先在晚年以76岁和96岁的高龄再婚，终于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由衷感激党和政府，感激亲朋好友、子女和社会的理解支持。俩人下棋聊天、弹琴歌唱、书法绘画、散步赏景、浇花种草、买菜烧饭、看书论诗、交朋结友，其乐融融。张铭素不仅潜心于画梅画，还撰写回忆录，填词写诗，组建起“夕阳红艺术团”。邓承先不甘落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下新闻稿《三换供牌谢小平》。张铭素读后心潮难平，向作者讲述了邓承先三换供牌的那段经历：

　　八年抗战，三年内战，邓承先一直在外过着流亡般的生活。1949年全国解放，1950年邓承先从四川回到家乡，在钟祥一中任教，成为一名出色的教师。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校党支部书记几乎天天找他帮助党组织提意见。春色满园关不住,黄鹂须拣好枝鸣。和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邓承先渴望一种承担社会责任的机会。这种承担,既是个人对社会的义务,也是一种证实自己的需要。邓承先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真心诚意希望共产党开门纳谏，向党组织讲述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如何纠正这些问题的意见。没想到，这些意见却使邓承先被划为“右派”，还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打成“历史反革命”判刑3年，投入江北农场劳改。当时，邓承先的父亲已是78岁的高龄，得知儿子被开除且判刑劳改，他痛心疾首，肝肠寸断，一病不起，1961年告别人世。1958年，邓承先被投入劳改后与家里音讯全无。1962年，他刑满释放在江北农场就业回家探亲，他用省下的钱托人买了父母亲喜欢吃的猪肉、猪蹄子、脚鱼、红苕、土豆。一进家门，只见堂屋的神柜上供着两个牌位，右边的小牌子写着“故显考邓公讳文臣之灵位”，中间大牌上写着“济公活佛之神位”。邓承先的母亲含泪告诉儿子：你走后,家里变了样,前面的房子被改造成了公房，家庭成员被称为“五类分子家属”，你父亲三天两头被叫去开“五类分子”家属会。他说济公活佛专做善事，每天他要我陪他向济公活佛叩一百个响头，求活佛显灵，保佑你早日平安回家。他每天痴痴呆呆地望着济公活佛的牌子，口里不断地念着“承先犯的什么罪？我代他顶罪去！”从早到晚，就这样一直念着，直到死去。邓承先不等母亲说完，已是泪如雨下，只觉得天昏地暗，昏倒在地。

　　第二天醒来，邓承先为父亲上香，觉得那牌子写得不好，就换了一个新牌子，写着：敬爱的父亲邓公讳文臣之灵位。供奉的济公活佛的那块牌子没有动。母亲照例每天为灵牌叩头。

　　1976年秋天，仍在江北农场的邓承先接到电报:“母亲病故”。秋收时节，邓承先拿着电报找农场领导批假，农场领导以“秋收正忙”为由不批假，直到春节前才批他回家。走进家门，邓承先已是泪如泉涌，他跌跌撞撞走进堂屋，只见堂屋中间神柜上又多了一块牌子，那是母亲的灵位。邓承先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跪在母亲的灵前嚎声大哭：妈妈，妈妈，你病了，我没有能回家看您！您走了，我也没有及时来送您啊！妈妈！儿是不忠不孝啊！……

　　邓承先当时觉得,像他这样的刑满留场人员，永远没有回家的希望了，更不可能有好日子去孝敬父母了。父母走了，少了对儿女的牵挂，少了罪受，那济公活佛的牌子大概也没有用了，也没有人去拜它了。于是，他把济公活佛的牌子去掉，换成一个上面写成：“敬爱的父母之灵位”的牌子。旁边写着“孩儿承先叩拜”。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父母大人，您们不要再苦苦地思念您的儿子了，您们去天堂享福吧！

　　1979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党和政府拨乱反正,全国的右派都平了反，邓承先回到家乡与妻子儿女团圆，并被恢复工作，重新登上讲台，成为一名人民教师。邓承先由衷地感谢邓小平，正本清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全国人民谋福利。于是，在堂屋中间的神柜上，换上了邓小平的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