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1912 -1921)社会对辛亥革命的反思(6)

   可见，民主共和制在事实上超出了当时一般民众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是为共和难成的一方面原因。陈独秀认为国民党人对此当首任其咎，因为革命党人“既无法使国人信    50仰共和之度量日益增加，又无力使国中反对共和之蟊贼日益减少，日惟张空拳绳民贼以法度，狭隘无远识之党徒，对于比较略知现代国家组织之敌党，日造恶言，逼使挺而走险”。[37]不过，当康有为把辛亥革命功败垂成归因于革命党人把民主共和搞坏时，陈独秀又著《驳康有为共和平议》，认为革命后帝制反复的原因之一，“乃由社会之惰力阻碍新法使不易行，非共和本身之罪也。其阻力最强者，莫如守旧之武人（例如中国北洋派军人张勋等）及学者（例如中国保皇党人康有为等），其反动所至，往往视改革以前黑暗尤甚。”[38]同时他也看到了，广大民众缺乏自觉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是民主共和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他看来，所谓立宪政体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为唯一根本之祭件。从理论上说，“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则应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厉行之保障，且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轻重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因此，民众不关心共和政治，乃问题的另一方面。从政治学角度看，思想是政体和社会的基础。但事实上，人民大多数文化程度低，不知政治为何物，对于革命与建设更是如此。可以这样认为，革命党没有充分宣传发动群众参加革命，这一结果反过来也影响了民众对革命的支持维护。陈独秀归之于“国民之智力”，李大钊则认为文化人要承担宣传上的责任。由革命初成时对民众共和的过高期望到二次革命后的极大失望这一巨大落差，孙中山更是认为民众共和觉悟太低，故在重组国民党时宣布“必其有心造成共和，而宣誓注册者，乃得名之日国民，”以是否真正“赞成共和”作为是否取得国民资格的标准。他的分析在当时并非没有道理，在他看来，共和政治屡受暴力所摧残，虽由武人专横，亦因国中大多数之劳动界国民不知政治之关系、放弃主人之天职，以致甘受非法之压制、凌侮而吞声忍气，莫呵如何也。邵力子直言，国民相信旧官僚，以为非他们不能治中国，而未能“审别真伪，认清哪个是可以援助的，加相当的援助，俾得有从容施展的余地”，这是国民今日应负的责任。[39]朱执信在分析民众不关心政治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时，从理论上阐析了共和政治、政党与民众的互动关系。他认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和建立民国，“皆以人民无固守其专制之勇气”，而政党以国民为基础，其兴盛在“取悦其民”，而国民党未能做到这一点，乃至国民中有望爵禄者，乃媚政党以求进耳，又由于观念淡薄，国民以政治非自己之事”。因此，国民党人当致力于促进人民的觉醒，使人民自觉醒其力与其责任。[22] (P211- 214)正因为民众落后思想与先进的共和政体之间关系的紧张，袁世凯做皇帝就是利用了多数民众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    基于此，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认为，“辛亥革命以前，运动革命的人，只知道提倡三民主义，而对国民所需要的各种习惯，皆未经训练，”故共和招牌挂起几年胆国民的思想习惯没有“共和色彩”，鉴于此，少年中国学会当提倡主义时，务要名实相符，方不辜负一场“流血的革命”。[40]谭人凤则指出人民程度不适于共和，乃是袁氏及阴谋政客反对共和而欲达其窃权之目的而造谣之言，对民党也谓人民程度不适合共和则表示难以理解。因为，“我国之民气，较日倒幕府，法倾路易，尤有过之无不及焉，”在他看来，“概自入民国以来，人民感受种种痛苦，毫无福利可言，丧气灰心，不复再问国家事，亦未始非安分守已之良民也。又况破坏而后建设之责在政党，不在普通人民，政客亦人民中之一分也，何以必自甘菲薄，而日人民程度不适合共和耶？”[41] (P122)从实而论，这种分析还是较客观公允的。  

 其次，革命党组织不健全和思想混乱，无法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章太炎曾经检讨革命派在武昌起义后“失败之总因”，认为犯了两大错误，（一）民党当日不应退步，遗留腐败官吏之根株。（二）民党不应互相猜忌，争先利用不良政府，使彼得乘机利用政党。他还特别指出，民党唯有化除意见，联络各省起义同志为一气，合力监督政府，终有政治改良之一日。具体地说，没有统一的革命恩想作指导，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重大缺陷。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虽然制定了三民主义及具体的革命计划，并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党纲，但无可否认，当时同盟会同志鼓吹革命，全凭着一腔热血，未曾计划革命成功以后怎样的继续进行，怎样的完全达到其目的和主义，所以武昌起义成功以后，同盟会的同志就！H步不前。孙中山归之于没有“革命理想”所致。正是由于没有革命理想，“到后来统一告成，便有许多的党纷纷起来掌握政权：只有革命党迟之又久，才改做了政党，然因一时拼命去罗致人才，以致内部十分复杂，中坚人物又冷了心，原来的革命党都退缩出来，所以结果就大大失败了！”廖仲恺则分析了革命后建设问题上的失误，他认为“建设这个事体，不是空空洞洞可以弄得来的，总要有个极丰富的内容，很远大的计划，接着既定的方针彻底做去，这个革命才不落空。民权、民生这两个主义，就是要来填革命的空子，生布‘新’的功用的。然自武昌起义以来八年这革命后的空子，还是仍旧空着；新的生命没有一点儿现出，新的毛病却长了很多，去救治他的，常常贪一时的便宜，把废材料填充进去，不仅无益，反生很大的毒害。”[即就是说，革命觉没有先进的统一的革命思想或主义来指导全党并组织发动群众从事革命和建设，是革命失败的教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