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1912 -1921)社会对辛亥革命的反思(5)
辛亥革命网 2011-03-19 00:00 来源： 作者：李永春 查看：
陈独秀则从“学理”上区辨了中国这种伪共和伪立宪与欧美各国共和立宪，认为中国共和政治流产的原因，“一方面是革命的共和派没有专政底毅力和远见，急于和反革命的帝制派携手，遂致自杀了；一方面是一般国民惑于调和底邪说，又误解共和以为应该给全国民以自由权利，连反革命的帝制派也算在内，反革命的帝制派得了自由，共和政治哪有不流产底道理”。鉴于此，他提出要“取消帝制，改建共和”，而在改造共和之前一定要做破坏的、消极的、取消帝政底苦功，因此中国革命党要建设真正共和应当补习三门功课：（一）多数人民应当懂得民主政治究竟是什么，（二）怎样完全取消帝政，（三）怎样建设民主政治。[31]可见，人们从假共和政治中起了一种“彻底觉悟”，用李大钊的话说，“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正共和实现，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
二次革命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革命党人，由此革命党人首先开始了对革命失败之原因及教训的痛苦反思。有人据《孙中山全集》第3- 11卷统计，孙中山在1914至1925年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及教训的认识达166处，其中1914至1919年就达58次。[33]此外许多革命党人和社会贤达对革命失败原因及教训也有许多论理性的阐释。综概起来，其注目点不外乎国民党与一般民众两方面。
首先，共和政体与一般国民疏离，不能产生同构效应
伧父从政体上考察国民心理，认为“武吕发难，全国响应戚国民之推翻专制创立共和者，固欲于事实上维持国家之势力，非欲于原理上主张天赋人权。是以民国成立以后，政府间有非共和的行动，受反对党之责难者”。]可见，共和政体对民国的要求与国民对于共和政体的认同存在着明显的距离。梁启超分析民国成立后一年之政象与国民程度，并由此观照自辛亥革命起以讫民国二年春夏之交，同盟会国民党之驰于极端，共和之失败固属当然。
著名记者黄远生以其在辛亥革命后一年中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与体验，写下了一段颇耐人寻味的话。他说：“晚清时代，国之现象，亦惫甚矣。然人心勃勃，犹有莫大之希望。立宪党日，吾国立宪，则强盛可立效：革命党日，吾国革命而易共和，非法美不足言。今以革命既成，立宪政体，亦既确定，而种种败象，莫不与往日所祈向者相左。于是全国之人，丧心失图，皇皇然不知所归，犹以短筏孤舟驾于绝潢断流之中，粮糈俱绝，风雨四至，惟日等大命之至。”[此亦大致勾勒出民众对共和立宪政治的隔膜与失望。不仅如此，筹安会也大发异论，说“辛亥革命，国民激起感情，仓卒制定共和政体，于国情之适合与否，不及三思，但长此不图，祸将不已”。他们所持国体娈革的理由，一日共和国家不若君宪之易致富，一日人民程度不适共和。如果不带政治感情色彩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从另一个角度道出了辛亥革命后所实行的民主共和确也具有超前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