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的发展道路(4)
辛亥革命网 2010-07-27 00:00 来源：人民日报(1959.05.04) 作者：邵荃麟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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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创造出阿Q这个杰出形象，他的主观上固然有改造国民性的意图，但是客观上所达到的，却是一个农民如何起来斗争的问题。所以在分析这篇作品时，我以为着重点应在这里，而不要只纠缠在“国民劣根性”的问题上。当然，像胡风之流利用阿Q来宣传他们那套“精神奴役创伤”的“理论”，而实质上是为了诬蔑人民，那是荒谬绝伦了。
这个时期，鲁迅世界观中的这种局限性，并不足以隐掩他灿烂的光辉。他在创作上既然和共产主义者取一致步调，他的思想中当然也已经开始有了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也即是反映在他作品中那种蒙胧的社会革命观点。朴素的唯物主义才是他当时世界观中主要的东西。而只有这样才能说明1927年以后他思想上的飞跃。
这样，也就使他的创作方法在“五四”以后开始从批判现实主义突进一步，具有新的特质，即开始有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因素，虽然这种因素还只是萌芽状态的东西。这倒不必像有些人那样从他作品的字里行间去找寻这些因素（例如“药”里的花环或乌鸦等等），主要是由于他对现实的认识上，已经开始接受了一些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论的影响，根本否定了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和实际战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使他的创作能够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大众的利益，特别在他的杂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是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没有的。然而他在当时还没有建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对于现实的发展，虽然肯定新的力量一定会胜利，但又不甚明了它如何胜利，所以在当时作品中就不能描写出现实的未来趋向，因此只能说是萌芽状态的因素，这种因素在1927年以后，就在他的作品中逐渐明确和发展起来了。
除鲁迅外，“五四”时期另一个代表作家，当然要推郭沫若了。郭沫若1919年就开始写诗。他一出现就显示了光辉的天才。他那种积极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和艺术上的独创性，给“五四”的新诗歌带来了强烈的生命，立刻把“尝试集”一类新诗掩盖了。而更主要的，是他的诗歌对当时青年起了很大的政治和思想影响。他最早的诗如“女神”“凤凰涅磐”等，虽然只是表现了彻底毁灭旧的、产生新的那种追求精神，但对于“五四”时期青年中间那种冲决旧的藩篱追求光明的怒潮，也即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却起了巨大的作用。郭沫若早期的思想是受多方面的影响，比较庞杂的。他有泛神论的思想（实际上是无神论的思想），有纯艺术的思想，也有初步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他的“三个泛神论者”赞美了庄子、斯宾诺莎和加皮尔，而同时又赞美他们是“靠劳动吃饭的人”。在诗歌上，他接受惠特曼、歌德、泰戈尔等各种人的影响，他赞颂一切“叛逆者”，而他自己就是一个具有高度激情的“叛逆诗人”。1919年的“匪徒颂”和次年的“巨炮之教训”中，他赞颂历史上一切民主革命者，也赞颂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赞颂了托尔斯泰，也赞颂了十月革命。他正式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1924年，但在1923年所写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论文中，已经指出胡适的文学改良运动，是“Bourgeois（资产阶级）的根性，在那些提倡者与附和者之中是植根太深了”，主张“把恶根性和盘推翻”，提出了要“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这是十分鲜明的革命态度，而在次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不久，就参加了1925—1927年的大革命和“八一”起义，一直坚定不移地为党的事业服务。
这也说明，在“五四”时期作为向集体主义过渡的革命诗人，在他世界观和艺术思想的复杂和矛盾内容中，作为其主导思想的，仍然是唯物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而在创作上则倾向于革命浪漫主义。尽管在创造社初期有过纯艺术的主张，在某一些诗中也反映了这种倾向（这和他“五四”前在日本时期，没有直接接触国内革命实践是有关系的），但这不是他主要的东西。而正由于这样，他就很快抛弃了那种纯艺术的倾向，提出了革命文学的主张，而且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了。在基本政治态度上他和鲁迅是一致的。所以在评论“五四”时期鲁迅和郭沫若时，只能说他们在创作上流派的不同，而不能把他们对立起来。
郭沫若的浪漫主义，给“五四”文学增加了强烈的色彩。这中间有个人主义的东西，但也有集体主义的精神，而后者愈来愈成为主要的内容，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是建立于现实基础之上，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它同样反映了当时现实斗争中彻底反帝反封建的要求。这和鲁迅的作品中也具有浪漫主义的精神一样。虽然，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更为突出，而郭沫若的浪漫主义精神则更为突出，成为当时文学上两大流派。但即使在艺术上也不应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因为在总的倾向上，都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下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