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的发展道路(3)
辛亥革命网 2010-07-27 00:00 来源：人民日报(1959.05.04) 作者：邵荃麟 查看：
“五四”时期鲁迅写下了近三十篇小说，杰出地创造了一系列的典型人物。在这些小说中，主要是暴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反映了辛亥革命时代的农村现实，描写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些个人主义知识分子的没落，可以说是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中国历史的一面镜子。鲁迅小说中所反映出的深刻的社会意义，有时甚至是超过了作者自己的意图。以“狂人日记”来说，正如他自己所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这篇小说成为“五四”文化革命中反封建主义的最有力的一篇宣言，其特征就在于它的那种彻底的不妥协性，以及对于现实剖解的锐利性。再就“阿Q正传”来说，论者多半就阿Q主义这个题目来探讨。鲁迅自己也说过这篇小说的成因，这毫无疑问是重要的。但我以为“阿Q正传”在客观上所达到的更大意义，倒是在于通过这个形象彻底批判了辛亥革命的妥协性和提出了农民问题这两点上。阿Q是在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妥协下牺牲的，即在赵太爷、钱秀才和假洋鬼子的“联合战线”下牺牲的中国农民。中国农民从辛亥革命中没有得到一点好处，反而遭受了更多的迫害，反映到政治上就是辛亥革命以后更残暴的军阀统治。从辛亥革命的失败经验中，鲁迅深深感到农民问题的重要。在这篇和其他几篇小说中，鲁迅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是“哀其不幸”，更主要的是“怒其不争”。这就是提出了农民要起来斗争的问题。我们大可不必把阿Q说成是个革命者来表示这篇小说的革命意义，正是因为阿Q还不是革命者，所以鲁迅才“怒其不争”，才提出农民要争的问题。至于怎么争法，这自然是当时的鲁迅所不可能解决的。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的走向自觉革命，主要不在于解决其意识上的“麻木”“自欺”等落后性，而在于要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和解决土地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到后来由毛泽东同志来正确解决。而在党初建立时，即在党内，对于工农联盟和土地问题的认识也是不够明确的，那又何况于鲁迅呢？然而鲁迅却提出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这是当时一般革命知识分子所不易达到的。而且这和托尔斯泰所提出的农民问题意义完全不同。这里没有一些改良主义的气味，然而有一点倒是相似的，就是列宁说的，托尔斯泰提出的俄国农民问题，只有俄国工人阶级才能解决，那末鲁迅从“阿Q正传”中所提的中国农民问题，也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才能解决。这绝不是胡风之流所说的什么人道主义的问题，而是鲁迅所感到然而还不能明确认识和解决的革命问题。
这里只谈一谈鲁迅所说到过的所谓“改造国民性”或“国民劣根性”的问题。
鲁迅在“阿Q正传”和其他小说中剖解了农民精神上的弱点，这是现实的和必要的，但正如前面说过，农民精神上的弱点并不能作为农民不能自觉起来斗争的唯一的或主要的理由。农民还有他们坚强和斗争的一面，这一面鲁迅也许看得较少。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实质应该是提高人民觉悟的问题，或革命的启蒙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有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才能逐步解决。离开群众斗争，单靠文学是不行的。例如“五四”文化运动就和“五四”爱国运动分不开。中国的落后，主要由于帝国主义、封建阶级的压迫，而不是“国民劣根性”的问题。这一点鲁迅是明白的，然而对于怎样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来改变这种情况，鲁迅在认识上却不很明确，进化论的残余思想和蒙胧的社会革命论观点的矛盾，使他常常陷于苦闷之中。虚无主义情感之来，我以为和这有关。1924—1926年，写“野草”中的一些散文时，恐怕是他这种矛盾达到最剧烈的时候，经过这一段剧烈的矛盾，在1925—1927年大革命的浪潮中，终于使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