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儒家文化的命运——对清末民初“(2)

  康有为曾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上著<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是为戊戌维新服务；孙诒让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上著《周礼政要》，是为清末‘新政”服务。其经学派别固分今古，其通经致用与托占改制的政治思想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康有为‘以占切今”的政治尝试失败了，孙诒让‘陈古剀今”的政治努力也没有成功。“药方只贩占时丹”，企图仅以儒家之孔经来救亡、启蒙和实现社会近代化，是注定徒劳的。在封建体制已山穷水尽的形势下，这只不过是儒家‘经学时代”终结前的一种回光返照而已。

  清末‘新政’中对儒家文化破击力最直接、最强烈的是教育改革。1901年，清政府谕令废八股，改试策论，并宣布将全国书院改为学堂，到1905年，又“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5]（嘲，让绵延1300多年的科举制寿终正寝了，这对孔经来说是釜底抽薪性打击。虽然1903年的《学务纲要》强调“中国之经书，即中国之宗教。著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矣’，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要求小学堂以∥的课程读经讲经，高等小学堂以y的课程读经讲经，中学堂以4/的课程读经讲经，大学堂特设读经科，中小学堂另须每天温经半小时；虽然在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各级学堂管理通贝唠中仍规定各学堂集会仪式必须向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大礼；虽然1906年学部规定“忠君”？‘尊孔”、“尚从，’、“尚武’？‘尚实’为教育方针，并强调“孔子之道大而能博，不但为中国万世不祧之宗，亦五州生民共仰之圣，……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课目，作赞扬孔子之歌，以化末俗浇漓之习；春秋释菜及孔子诞日，必在学堂致祭作乐以表欢欣鼓舞之忧。其经之贯彻中外，洞达天人，经注经说之足资羽翼者，必条分缕析，编为教科。颁之学堂为圭臬’’；虽然1907年的《整顿学务谕》申饬：“以圣教为宗，以艺能为辅，以礼法为范国，以明伦爱国为实效，若其始敢为离经畔道之论，其究必终为犯上作乱之人，但是，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毕竟对尊孔读经构成了空前的威胁。在封建统治铁幕的‘经学对代”，为学而尊孔读经本属天经地义之事，在清末却要对此做那么多苛刻的硬性规定以求保证，这种反常与过敏，不雷是儒家文化由荣而衰的不祥征兆。   

 在清末教育革新运动中，民间以背诵‘四书五经”章句为能事的私塾成为尊孔读经的基础堡垒，但是“自兴学之说流溢全国，而私塾之弊亦渐为当世所诟病” 1904年以后，全国私塾改良风起云涌，到1909年，学部宣布：“凡京外所设私塾。均应按照本部奏定初等小学简易科课程切实教授’，在读经讲经之外，另加了修身、国文、历史、地理、算术等课。这样，私塾也就不再是孔经的一统天下了。

二、辛亥之前资产阶级对孔经的振荡 

  辛亥之前资产阶级对尊孔读经是不客气的。改良派除康有为由‘其貌则孔，其心则夷’|81而退化为铁心尊孔者外，就连梁启超也是反对尊孔守旧的；革命派在向封建统治发起“武器的批判”大挑战的同时，为了使封建统治的“天”失去儒家文化这个‘道”的卫护与支撑，还向尊孔读经诉诸了“批判的武器’。 

  康有为作为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集大成者在戊戌时期以<新学伪经考》破旧，以《孔子改制考》立新，既“辟刘”，又“知圣’，掀起过-坊‘以复古为解放”的反传统大潮，他把孔子资产阶级他，是一种迂回曲折的反封建战术，等于将传统的孔经与封建专制政体在文化上变相蒸馏分离了，这对封建统治的‘天’’与‘谴’都形成了蛀蚀，为近代新文化运动开了先河。戊戌之后，康有为因恪守‘保莹’而固执‘保教’’，在政治思想落伍的同时其文化思想也变得僵化了。在经营保皇会的过程中，他在新加坡筹款20余万元建孔子庙，奉孔子为“改制”的圣王。为了用孔教抵消革命，他于1901年至1902年间成《孟子微>、《论语渤、《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等著作，竟与‘新政”中的清王朝演起了尊孔双簧戏。 

  梁启超对孔经的态度与乃师大有差异。他于1902年直言：“要之四书六经之义理，其非一一可以适于今日之用，则虽临我以刀锯鼎镬，吾犹敢断言而不惮也。”对于清朝以孔经指导‘新攻’，他表示：一占人自占人，我自找’，“使孔子而为尧舜之奴隶，则百世后必无复有孔子者存也。闻者骇吾言乎？盍思乎世运者进而愈上，人智者浚而愈莹，虽有大哲，亦不过说法以匡一时之弊，规当时之利，而决不足以范国千百万年以后之人也。”他还进一步揭露孔经与封建统治之关系，“秦汉而还，孔教统一，夫孔教之良，固也，虽然，必强一国人之思想使出于一途，其害于进化也莫大。自汉武袁章六艺，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尔后束缚驰骤，日甚一日，虎皮羊质，霸者假之以为护符，社鼠城狐，贱儒缘之以谋口腹，变本加厉，而全国之思想界销沉极矣。……今试读中国秦汉以后之历史，其视欧洲中世史何如？吾不敢怨孔教。而不得不深恶痛绝夫缘饰孔教、利用孔教、诬罔孔教者之自贼而贼国民也，’|q。梁启超以自由主义反对专制主义，以进化论驳斥保守论，因其拥有“舆论界骄子”的高大声望，他这些公开言论对振摇孔经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上的神圣性具有非凡的作用。在对待孔经的态度上，梁启超同保皇派远而与革命派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