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平山与南昌起义

谭平山

　　谭平山（1886年-1956年）是我国著名的革命家，回顾他漫长的革命生涯，可以发现其在南昌起义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谭平山不仅是老同盟会会员，颇受孙中山等人器重，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在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建设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仅使他在国共两党中都拥有较高威望，还加速了南昌起义的决策过程，并使得南昌起义在短时间内得到民主人士的广泛支持。不过南昌起义前，他为革命多次据理力争等举动也引起共产国际等方面的不满，这使得他在南昌起义后逐渐退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岗位。这一变故并没有让谭平山对革命失去信心，相反，他后来参与创立并领导了民革，为民主革命和新中国的政治协商及统战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南昌起义是谭平山革命生涯的重要一页。

　　备受国共两党重视的革命者

　　1886年9月，谭平山出生于广东省高明县明城镇的一个裁缝家中。谭家经济并不宽裕，但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却很重视，包括谭平山在内的谭家五个兄弟姐妹大部分都接受了教育。1908年，谭平山以优异成绩考入两广优级师范学校，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在校期间，他不仅对清王朝的腐朽及底层民众的苦难有了更深的了解，还广泛接触了民主革命，并在革命力量的感召下于1909年加入同盟会，走上革命的道路。

　　从两广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谭平山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师。为了追求更高的革命理想，1917年谭平山考入北京大学，来到当时革命和文化的中心——北京进行学习。在北大期间，谭平山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在《“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谈》一文中，他不仅介绍了《共产党宣言》，还提出“若是者非为某阶级讲利益之事，乃为吾人自求多福之事，愿我国国民，其毋忽诸”。

　　1920年，从北大毕业后，谭平山回到广州开展革命活动。在此期间，他创立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报刊《广东群报》，为广东革命青年提供了精神给养。1920年5月后，随着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的到来，广东的建党工作在谭平山的领导下陆续开展。经过努力，广东成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及共产党组织。其间，担任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书记的谭平山开展了广泛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并组织了早期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为之后广东革命的蓬勃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23年，为推动革命发展，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国共产党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并在中共三大上作出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等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将国民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决定。由于既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又是老同盟会会员、老国民党党员，谭平山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接洽的不二人选，并开始投身革命统一战线工作。由于工作出色，谭平山很快得到孙中山的信任，不久就担任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务。谭平山利用这些机会，一方面充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广泛接触国民党左派及其他民主人士，另一方面将共产党员安排到重要岗位进行锻炼，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他的这些努力，不仅团结、争取了大量左派人士及其他民主人士巩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还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发挥更大作用奠定了基础，也为自身在国共两党之中赢得了广泛声誉。

　　策划南昌起义 办了两件大事

　　面对汪、蒋二人对革命的背叛及对共产党人的杀害，共产国际逐渐有了开展武装反抗的想法，并在1927年5月指示中共中央，“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同时，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面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暴行也陆续出现武装暴动的声音。因此，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制定了在湘、鄂、粤、赣四省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南昌起义就是其中一个部分。而在南昌起义的策划工作中，谭平山办了两件大事，为南昌起义的顺利举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是召开两次九江会议。1927年年中，中共中央虽然作出在赣举行武装暴动的决定，但起义地点、时间等都悬而未决，谭平山主持召开的两次九江会议基本给出了答案。为了尽快在赣策划武装暴动，7月19日，中共中央派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等从武汉来到九江。在了解了九江的革命形势后，7月20日，谭平山召集吴玉章、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的中共党员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上，谭平山分析了张发奎的立场及其他革命形势，认为“我们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叶挺也回忆这次会议，“多主张令我即刻联合贺龙的军队，向武汉政府示威，作一个革命的许克祥，借此威力表示我们的反对分共的主张，保持国民党的三大政策，胁迫张发奎赞成这个主张，反对武汉政府。并有主张不待中央命令，即刻发动的。最后决定准备待中央命令一到即发动”。可以看出，这次会议上，在九江南昌一带举行暴动的大致计划已经初步形成。为了进一步细化暴动工作，7月23日，谭平山召集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等举行了第二次九江会议，详细研究了起义计划、政纲、宣言等。同时，谭平山等在会上还提出组织一个与宁汉国民党中央党部相对抗的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获得更多革命人士对此次起义的支持并便于开展起义后的工作。此外，这次会议还初步决定于28日举行起义，并发电报征询中共中央的意见。1927年10月，李立三的报告也佐证了这些内容，“因此更有进一步之决定，军队于二十八日以前集中南昌，二十八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可否？当时我尚在庐山，得代英等电召即返浔，参加会议。此次会议对暴动计划完全一致。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

　　二是动员贺龙加入起义。7月23日，奉命东征讨蒋的贺龙部队来到九江。贺龙的到来让谭平山十分欣喜，谭平山决定动员贺龙加入起义军。为此，谭平山不仅组织九江的工农代表与他见面，向他介绍南昌、九江两地的革命形势，还在反复思量后将举行南昌起义的计划告诉他。谭平山说：“贺龙同志，我要向你讲讲我们党的机密大事。”贺龙回答：“好。信任我贺龙，我当然唯命是从。”谭平山说：“汪精卫7月15日彻底叛变以后，中央派秘书长邓中夏和李立三来九江和叶挺研究对策。20号，中夏、立三和我，还有叶挺、聂荣臻开会研究，我们认为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决定独立的军事行动，实施武装暴动。我们确定计划后，由中夏、立三去庐山和瞿秋白商量，秋白也完全同意，并报告了中央政治局。今天，中央政治局根据中夏、立三和我们的多次电报，以及秋白的口头汇报，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并派恩来主持大局，领导暴动。云卿，我们希望你率领二十军和我们一致行动！”听罢，贺龙回答：“平山同志，我贺龙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也感谢你把这样重大的机密告诉我。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于是，谭平山十分兴奋地说：“我要谢谢你，有二十军参加，胜利的把握就更大了。”就这样，在谭平山的动员下，贺龙部队加入了南昌起义军，壮大了起义军的力量。

　　待前期工作基本商定后，7月26日，谭平山与贺龙、李立三、恽代英等向南昌进发。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在积极部署此次起义，并成立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组织的前敌委员会。谭平山虽然不是前敌委员会成员，但由于他在国共两党内都具有较高威望，并且积极参与了南昌起义的前期准备工作，因此还是被邀请列席前敌委员会的会议，与其他前敌委员会成员一起商讨南昌起义的具体工作。

　　箭在弦上时的激烈争论

　　7月26日，在周恩来离开武汉前往南昌几个小时后，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对于南昌起义的最新指示。这封电报是斯大林让布哈林具名发出的，文中指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为了将这封电报的信息尽快传达给南昌起义前线，中共中央派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委员张国焘前往南昌。

　　因为南昌、九江之间交通不便、军情复杂，张国焘从武汉出发后，在九江逗留了两日。由于担心起义军擅自做主，张国焘在7月29日还急匆匆给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发去两封电报，并提出“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我到再决定”，当时革命形势已经十分危急，特别是7月29日汪精卫已经带领孙科、张发奎到九江，并旋即赴庐山开展了“清共”会议。因此，前敌委员会在收到电报后，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仍继续进行一切准备”。此时的谭平山虽然对张国焘的电报表示愤怒，但考虑到时间紧迫，故而并没有过多理会，而是继续“召集国民党的左派中央执行委员及各省党部负责代表，准备组织国民党政治及党务机关”。

　　随着7月30日凌晨张国焘到达南昌，前敌委员会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再次被打破。当天，张国焘一到达，就召集前敌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谭平山也参加了该会。会上，张国焘质疑前敌委员会在短时间内举行南昌起义的做法，并搬出共产国际的指示以示不满。实际上，张国焘之所以抗拒立刻举行南昌起义，与他长期以来固执的个人看法有关。一方面，他对工农群众能否成为革命的主力及土地革命能否成功一直存有疑虑；另一方面，他一直对张发奎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即便发现张发奎有亲汪举动也不改变。因此，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在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时，张国焘还进行了引申和发挥，提出“中央意见宜慎重，国际电报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军队中的同志推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所以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对比共产国际来电的原文，张国焘加了两层意思：一是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并没有完全同意或支持，而是要看情况而定；二是起义能否举行要由张国焘同意，否则不能举行。而如果按照这一说法办，南昌起义就无法尽快举行。

　　谭平山从事革命工作多年，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因此，对于张国焘夹杂私心的做法当即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评，并指出张国焘搬出共产国际意见的目的就是反对举行南昌起义。谭平山还力陈当时已经有近百人知道要举行起义，一旦起义不能及时举行，不仅众多准备工作将付之一炬，参加起义的革命战士也可能面临仗还未打就要牺牲的危急形势，并反诘“假使这次我们军中的同志还不能够干，那么以前一切军事工作，都不能算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虽然会上大多数人都支持谭平山的主张，但由于张国焘当时代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双重身份，因此“不能以多数决定，故未解决”。于是，原定7月30日举行的起义再次被推迟。

油画《南昌起义》

　　越拖延危险越大。为了尽快举行起义，7月31日早晨，前敌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由于已经了解了南昌起义前线众人举行暴动的决心，因此，张国焘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并没有再就是否举行起义的问题进行发难，而是抛出起义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尤其是许多滞留在九江的革命志士还没有到来，起义能否推迟一两天这个问题。然而当时起义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此，对于他的提议，谭平山再次进行了激烈反对。一计未成，张国焘又提出要重新修改起义宣言。为了平息张国焘的质疑，谭平山要求工作人员31日中午改好，但张国焘却坚持要充分修改，把交稿时间拖延到31日晚上。看到张国焘得寸进尺，谭平山忍无可忍，愤而指出，“为什么宣言非你改不可，难道你想操纵这次暴动吗？”并且大骂张国焘阻碍起义，是“混蛋”。这一事件在张国焘的回忆文章中也有佐证，“他所提出的暴动宣言有许多不妥之处，须我代他修改，他曾横加阻止，并很不客气的指责我企图包办”。就在二人争执不下时，周恩来提出“回头还是我来改吧！”这样才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

　　为了防止张国焘之后再提出各种反对意见阻碍起义，谭平山就对其他同志表示，“张国焘如果坚持反对起义，就把他杀了”。不过，周恩来认为这是党内斗争，就进行了阻止。对于这件事的细节，1989年出版的《周恩来传》及1995年出版的《贺龙传》都有记录，不过只提到当时谭平山“主张把张国焘绑起来”。虽然细节有一些出入，但这件事中谭平山爱憎分明的性格和坚持革命的立场却是十分鲜明的。

　　综观起义前夕谭平山与张国焘的激烈争论，不论是对南昌起义，还是谭平山个人，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谭平山一再与张国焘正面斗争，虽保证了南昌起义能够按时举行，但也引发了张国焘的严重不满，而这也为谭平山在南昌起义之后被开除党籍，长期以党外人员身份开展统战工作埋下了伏笔。

　　起义后的历史贡献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取得了胜利。南昌起义之后，谭平山主要作出以下贡献。

　　一是主持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南昌起义胜利后，8月1日上午9点，谭平山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委员名义，在原江西省政府西花厅，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委、特别市、海外党部等代表组成的联席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革命政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于当时宋庆龄、邓演达等人都不在南昌，因此在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中排名第三的谭平山成为实际负责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还发布了《中央委员宣言》《中央委员会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执监委回对时局宣言》等。这些宣言基本为谭平山及其他前敌委员会成员起草，普遍对汪、蒋背叛革命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提出要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要求“确立革命的新根据地、筹备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内容基本反映了当时共产党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广大民主人士的愿望，为争取民众对革命的理解、支持及扩大统一战线发挥了作用。

谭平山故居

　　二是高度评价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爆发后，共产国际对起义的结果并不满意，这从《张太雷致中共中央紧急信——汕头的军事活动》《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等文件中都可以得见。同时，张国焘等人认为南昌起义是失败的，“停留南昌共四日，仅仅组织了一个革命委员会，发布了一二篇宣言，毫无显著的政治表现”。在这种情况下，谭平山给予了南昌起义很高的评价。他指出，“过去，中央采取妥协政策，只有八一南昌起义，才算真正把领导权掌握起来，从而开创了我党和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因此它可以和十月革命相比”。这一评价充分展现了谭平山作为政治家的眼光。

　　此外，谭平山还参与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行军，并在行军途中参与讨论了政权组织、战斗路线、土地、财税等问题，为起义军克服困难、坚持斗争提出了宝贵意见。虽然之后由于共产国际长期对谭平山在执行政策时的一些做法持有看法及张国焘等因南昌起义决策而对谭平山心生怨恨等原因，导致1927年11月谭平山被开除党籍，但谭平山作为南昌起义的发起人、参与者，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