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速胜与波折：南昌起义前后

南昌起义部分领导人（从左至右依次为：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贺龙）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起义爆发后革命军队迅速占领南昌，在南下广东途中历经波折，虽然起义最终失败，但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起义爆发前的激烈争论

　　南昌起义前后，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党内围绕起义发动与否出现争论，经协商后得以解决。

　　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后，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必须通过武装暴动反抗国民党的统治。1927年7月24日，李立三、邓中夏等在九江举行秘密谈话会，认为必须依靠共产党人已经掌握的武装力量，进行独立的军事行动。随后，李立三和邓中夏赴庐山，与临时中央常委瞿秋白会面，瞿秋白赞同此议，并将其转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接到报告后十分重视，起义的原则立场和中央提出的民众暴动主张是一致的。张国焘、周恩来和苏联顾问在武汉会面，经磋商，同意在南昌发动起义的建议。周恩来对南昌起义的筹划较为缜密，认为南昌不易立足，主张起义后移师广东，可利用汕头与苏联联络。苏联顾问亦有相同看法。此时，中共中央已经作出了起义后南下广东的决策。

　　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与处置前敌一切事宜。7月27日，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赶赴南昌。前敌委员会组建后，立即讨论了有关起义的重大问题，考虑到准备工作尚不充足，决定在7月30日发动起义。正当前敌委员会全力准备起义之时，莫斯科的指令无异于当头一棒。7月26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的指示。对于此项指示，虽有争议，但可推断，共产国际此时并不支持举行南昌起义。张国焘被指派为代表赴南昌传达指令。此时南昌起义已是箭在弦上，张国焘传达的意见势必引起激烈反弹。

　　7月29日，张国焘急电前敌委员会：“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待我到南昌后再定”。前敌委员会成员商议后决定：起义的准备仍按计划执行。7月30日，张国焘到达南昌，前敌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张国焘声称代表中央来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复电中有关新精神的，坚持取消南昌起义。此议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应。李立三说：“什么都准备好了，现在还来讨论什么”。彭湃明确表态：“暴动断不能延迟，更不可停下来。张发奎现在紧跟汪精卫，我们还想拉拢他、依靠他，太可笑了”。谭平山说：“坚决干。时间这么宝贵，现在还来空谈什么”。恽代英气愤地说：“这个时刻，如果你要继续动摇人心，我们就坚决打倒你”。周恩来不无怨愤：“我不能负责了，即刻回汉口去”。激烈的争论持续了数小时。张国焘是中央代表，既有共产国际意见的护身，又自恃党内资格深久，希望大家认真考虑，力争张发奎的加入。由于张国焘的特殊身份，张不首肯，起义计划仍难以实施。双方相持不下，只好暂时休会。

　　会后，谭平山主张把张国焘绑起来再说。周恩来制止说：“他是中央代表，怎么能绑呢，还是应该尽可能说服他”。为争取张国焘支持举行起义，与张国焘熟识，同为临时中央五常委之一的李立三等向他分析了起义势在必行的形势。此时，形势的发展证明张发奎已越来越向与共产党人相左的方向迈进。7月31日，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继续进行时，传来一个重要情报：因为叶挺、贺龙没有到庐山开会，把部队拉出来了。张发奎察觉后带着部队明天就将赶到南昌。形势逼人，在众人说服下，加上对南昌情况的实地了解，张国焘的态度发生变化，表示：鉴于南昌的实际情况，暴动计划不能改变，个人同意举行暴动，作为中央常委和周恩来负责向中央和国际说明。7月31日，前敌委员会成员与张国焘达成一致，决定8月1日凌晨4时举行暴动。后因二十军一个副营长叛变，将起义提前2小时发动。

　　起义速胜与巩固政权的措施

　　南昌国民党兵力薄弱。参加起义的部队约有3万多人，整编为第九、第十一、第二十等三个军，仍然沿用旧番号。根据事先部署，叶挺第二十四师负责攻占天主堂、贡院、新营房等处，占领南昌卫戍司令部及设在佑民寺的修械所和弹药库。贺龙第二十军主要任务是进攻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解决省政府的守卫部队，并负责警戒昌北水陆交通要道。由于起义军布置周密，对敌军进行突然打击，仅仅5小时就全部解决了战斗，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5000余支，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在肃清了南昌城内残敌后，周恩来兴奋地向集合在指挥部的一部分起义官兵讲话：“革命想靠军阀部队是不行的。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来打倒反革命。我们起义成功了。从此这支军队归共产党领导了，归革命委员会领导了”。时值酷暑，中共江西省委组织了江西民众慰劳前敌革命将士委员会，各群众团体组织慰问队，抬着猪肉、西瓜，慰劳起义军。

　　因战斗很快结束，市民的正常生活没有受到很大影响。一大早，市区东湖边上已经出现三三两两的行人，挑菜叫卖的还是照常，经百花洲、磨子巷到洗马池，大街商店照常开门营业，社会秩序很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打倒反革命蒋介石”“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标语贴满了南昌的大街小巷。中共前敌委员会采取了诸多措施恢复社会秩序。

　　首先，成立革命政权的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由宋庆龄、谭平山、柳亚子、毛泽东等22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行径，表达了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新旧军阀的斗争决心。8月1日，召开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选举产生由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贺龙、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等25名委员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8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会后各界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有数百人。

　　其次，宣布政纲。8月2日，起义领导机关就宣布政纲，主要内容为：坚持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确立革命的根据地，继续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废除苛捐杂税，积极预备实力，以扫除蒋、唐等新式军阀。从当时的革命形势来看，这个政纲是正确的，是领导革命、推动革命胜利的政纲。由于起义部队急于向广东进军，忙于对敌作战，政纲未能见诸实行，没能发挥作用。

　　第三，在起义的基础上，创建人民军队，把部队按照连、营、团、师、军的建制，进行整编，组成三个军。军、师、团各级都派了党代表，加强对部队的政治领导。总指挥为贺龙，前敌总指挥为叶挺。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叶挺为第十一军军长，聂荣臻为党代表，贺龙为第二十军军长。此外，政治保卫处还有一个团的兵力，参谋团有一个手枪营和警卫营，总共有十六个团四个营的兵力。

　　南昌起义之所以能够迅速取得胜利，是因为国民党没有准备，城内的敌人很快就被消灭了。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中共前敌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第九军副军长朱德率领所部和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兵分两路，作为先头部队离开南昌。

　　客观而言，南昌起以前，参加人员对今后究竟应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还没有搞清楚。起义之后，政策路线是什么，共产国际没有指明，不是十分清楚。陈毅评论说，起义是仓促的，准备是很不充分的，因为中央没有明确的政策，不可能有很好的准备。陈毅的评论比较中肯，这埋下了起义失败的隐患。

　　起义军南下途中历经波折

　　起义后面临的是到何处创建一块革命根据地。革命委员会研究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南昌处在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之下，如不撤离有被消灭的可能。事实上，南昌起义前，中共中央就已经决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南下占领广东，取得出海口，以获得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在确定南下广东的决策中，苏联因素至关重要。南昌起义后，苏联迅速提出援助计划。8月11日，根据顾问加伦的建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拨付总价110万卢布的装备，包括15000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30挺机关枪、4门山炮。虽然援助计划并未能实施，但却是影响起义军多数人选择的关键因素。8月5日，起义部队撤离南昌，蔡廷锴率所部5000多人脱离队伍，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

　　起义发生后，武汉国民政府命令张发奎率部镇压。因张发奎与起义部队关系复杂，仅派出一部分兵力追赶起义军，以敷衍武汉方面。张发奎率部追抵南昌后，又拖延时日，待贺龙、叶挺部队进兵临川、宜黄时，才派兵追赶。因此，张发奎部和南昌起义军几乎没有发生正面冲突，大大减轻了起义军的压力。

　　起义军每到一县，就散发和张贴《八一起义宣言》《八一起义宣传大纲》，号召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起义军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于8月下旬，到达瑞金。钱大钧、黄绍竑率18个团兵力来堵截，于是起义部队改变计划发起会昌战役。这场硬仗消灭了蒋介石嫡系钱大钧主力，接着又打败了黄绍竑的部队。

　　当时中共领导人在一些问题上有困惑。对于选定的南下路线，周恩来担心沿途农民运动的基础不牢靠，不利于行军。周恩来向恽代英和彭湃征询沿途用什么办法，才能贯彻土地革命主张。此外，南昌起义部队并未经过政治改造，虽然其中有一些共产党员骨干，但大部分官兵没有明确的革命意识。在没有开展政治工作的情况下，及时掌握他们的意愿十分重要。第四军、第十一军作为广东开出来的部队，有相当一部分中下级军官是广东人，返回老家的愿望十分迫切，南下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他们的心理。南下的起义军中有不少青年学生，他们向往革命，但长途行军对他们是严峻考验。大伏天长途行军，每天要走80余里，受不了这个苦。老兵长期驻防一地，开拔时往往靠火车、船只运输，很少经历在大伏天连续长途行军的。南下途中给养差，不少连队士兵只能吃糙米南瓜饭，特别是溽暑行军，口干舌燥，往往连口水也喝不上，路上见到河沟有水，蹲下去捧来就喝。拉痢疾的，中暑的，得疟疾的，病号一天比一天多。有些中暑或者累得旧病发作的士兵，因抢救不及时，倒毙在路边，令人触目惊心。各级医政处医务人员有的开了小差。

　　面对起义部队存在的问题，中共注意进行调整。部队进入抚州城后，周恩来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研究了部队各级军官的政治态度等，以及如何调整各级党的组织，充实作战团的党支部。此后，中共开始下力气整训军队，军纪有了明显改善。

　　沿途的群众因为轻信谣言，害怕拉夫，青壮年纷纷躲进山里。8月13日，部队进入宜黄县城时，商店关门打烊，居民家家门上挂着锁，近两万人的县城，只留下四五十个老人躲在家中看动静。即使如此，起义军士兵纷纷上街，有的刷标语、贴布告，有的找躲着的老大伯、老大妈做工作，问苦问寒。原本在江西干过农会、工运的战士，尤其是老家就在江西的特别活跃，他们和蔼的态度，亲切的话语，都说到老人的心窝里去了。等到部队离开宜黄县城时，已有不少百姓陆续回城，一扇扇紧锁着的门，慢慢打开了。

　　1927年9月，起义军顺利攻占潮州和汕头。起义军殷切期盼共产国际的援助并未能出现在汕头，苏联顾虑西方列强的干涉是重要原因。此时英日美法等列强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派军舰封锁汕头海面。苏联援助的落空，无疑沉重打击了起义军的士气。起义军占领潮汕后，盲目据守城镇等待外援，采取了分兵布置，结果遭到敌人的分割围歼。1927年10月，起义军从汕头撤退以后，行至流沙，领导层召开流沙会议。会议从政治军事上总结了战事失败的原因教训，同时决定执行中共中央的命令：凡武装力量，都分散到湘粤赣闽，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等待时机再集合战斗。为保存革命力量，非武装人员经海陆丰，转道香港，个别人出国，多数人回上海待命。会后，周恩来等人赴香港，贺龙、刘伯承等人赴上海，起义军余部由朱德、陈毅率领。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和湘南农军共1万余人，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从此开始了朱、毛合作领导武装革命的时期。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