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农与小农：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农业经营规模的论争

　　农业经营规模主要指经营面积的大小，为农业经营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农业经营”的名称最早出现于民初，“经营规模”的名称始于北京政府末期。不过，作为经营规模的标志性概念——大农和小农，在清末就有了。此时，随着中西方碰撞与交流的愈益频繁，大农经营的观念及其形态从西方传入中国。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营为特色的传统农业社会，面对这一传入，开始产生了大农、小农及其优劣的讨论。民国时期，相关讨论就更多，也更加复杂了。到今天争论仍在继续，而且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兹事体大，关涉未来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作为历史学者，回顾和思考清末民国时期的讨论，或许可以为政府理性地分析、判断和作出决策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以往对中国近代农业经营的规模仅在个别实证研究中有所涉及，而从思想史、认识史层面的探讨，即便专门探讨经济思想史的学者也未曾论及。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依据清末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的相关言论，拟从源流演变的角度，梳理和考证以下四个问题：1.何谓大农和小农？2.大农和小农优劣之争；3.如何实现大农经营？4.农业经营的现状及其原因。所谓源流演变，指历史政治经济变化与农业经营规模讨论的互动过程。大致而言，清末为第一阶段，甲午战后至20世纪初，兴起一股重农思潮，清廷设立农工商部和农务总会，推动农业改良；北京政府时期为第二阶段，依然重视农业发展，设立各级农业机构，合作社思潮也开始引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第三阶段，掀起复兴农村之声，政府及各界对合作社与合作农场的设立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当然，思想史、认识史本身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有的方面连续性很强，并未显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笔者尽可能将阶段性和连续性结合起来进行阐述。

　　一、何谓大农经营和小农经营

　　大农小农之名古已有之，但不具大农经营和小农经营的含义。在汉代，设官职大农令、大司农，简称大农，掌管财政经济。至北宋，始出现表示农民的大农、小农词语。如诗人刘敞的《荒田行》，“大农弃田避征役，小农挈家就兵籍。良田茫茫少耕者，秋来雨止生荆棘”。反映了繁重的兵役之下，大农逃离农田，小农应征入伍，由此导致农田荒废的情形。这里的大农、小农已多少具有大户、小户之意。对大农经营情形似有描述者，始自汉代司马迁《史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各项经营收入要达到当时千户侯的水平，只有大地主才有此可能，但司马迁并未用大农称之。

　　近代以来国门洞开，西方列强带来的不仅是坚船利炮，还有社会经济等方面新的信息。以英国为例，它是率先步入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其农业革命始于15世纪最后30年的圈地运动，止于19世纪中叶集约化农业的建立，资本主义农场经营已占据了优势。就经营面积而言，通常称100英亩以上为大农场，100英亩以下为中小家庭农场，也有的将100、200、300英亩作为小、中、大农场主的分界线。到1851年，1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占农场总数的1/3，占农业经营土地的比例已达到70%—80%，雇佣劳动力也占到农业劳动力总投入的80%左右。由此可见，大农小农的界限主要表现为经营面积和雇佣劳动方式。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1757年发表《谷物论》，通过英法两国农业经营的比较，提出了以资本主义大农经营代替小农经营的主张。随着英国等发达国家农场信息的传入，势必对中国关心农业发展的人士产生影响。

　　在清末，最早对英国大农作出介绍的，始于甲午战后的维新派陈炽。陈炽热心西学尤其是经济学，1896年在《续富国策》里指出，英国“多田之翁，拥膏腴动数百顷”，合中国数千亩；而法国与中国相似，“多田者，不过六百亩，少或数亩十数亩”。不过，陈氏尚未使用“大农”名称，而是用“多田”来表示。最先从经营意义上使用“大农”一词者，是另一维新派人士麦孟华。1897年，他在《民生第二·公司》中指出：“泰西机器之利，所以亦独厚于大农也。”

　　最先将大农小农并列使用者，是1901年《农学报》介绍日本学者今关常次郎的文章。该文认为，农场分大农、中农、小农，“甲，小农，土地狭，起业者自尽其劳力，而不借人之劳力者也。乙，中农，土地较大，起业者自管理，而不借人之管理者也。丙，大农，起业者之下，有多数之管理者也。”但大农小农之别具有相对性，在一国称为大农，在他国可能仅为中农。1903年，《农学报》发表另一日本学者新渡户稻的文章，对大农、中农和小农做了更细的划分，小农细分为小之小、小之中、小之大，中农分为中之小、中之中、中之大，大农分为大之小、大之中、大之大，但其基本涵义与今关常次郎的界定相差不大。从两文可见，甲午战后日本学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开始突显。

　　最早由中国人将大农小农之名并用者，始于1905年梁启超的《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一文。梁氏借用德国经济学家菲立坡维治的话指出：“大农，谓有一教育经验兼备之农业家立于其上，以当监督指挥之任，而使役多数劳动者以营业农业……小农，营业者自与家族从事耕作，而不雇用他人者也。”而后，清朝官员戴鸿慈使用了小农与大公司、小农地与大农地的说法。1907年5月，官任礼部尚书的戴鸿慈考察丹麦哥本哈根农务学堂，在日记中记载：“自1800年至今，节节比较，迥相悬绝。盖前者人人皆为小农，各业其业；今则知其为弊，一切合资，组织一大公司，是以凡事无不操胜算。”所谓大公司，就是与小农相对的大农。不过，至此对大农小农的经营面积，并未像英国那样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

　　进入民国后，在北京政府时期，对大农小农的解释也多为文字描述，而缺乏数量概念。1912年，邓礼寅从贫富不均的角度提出，农民有大农、中农、小农之别，“中小农自有之土地既少，又苦无抵挡之财产，不能如大农借入多额之资金，且贩卖其生产物，又不能如大农可以骤集多额，即买入肥料、种子等，亦不能如大农亦可以骤得多数也。”同年，农业学者潘雷也指出，农民分大农、中农、小农三种，大农指美国式的大农制度，“实为农业界之大企业家矣”。我国并无大农制可言，虽也有占地万顷的富户，但既非大地主，也非企业家，“不过为土地所有权之一人而已。言其地上权之归属，则在小农者为多，间有地上权与所有权集于一人者，然以史实考之，不过为中农而未必大企业家”。他是从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所有权来说明中国农户多为小农、中农的。1922年，农业学者余景德也认为，农田制度有大、中、小三种，其中大农制度是有大资本的人办农业，就像美国的大农制度一样。1926年，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彭学沛首次明确提出“大农经营”和“小农经营”的概念，小农经营为自作农人及其家族，劳动结果归自己；大农经营以资本利殖为目的，其雇用佣人以能得利益为限度。

　　北京政府时期，只有少数人对大农经营的面积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实业家穆藕初1914年考察过美国南部塔虎脱农场，1916年撰文描述：其农场面积10万英亩，内分植棉1.04万亩、玉蜀黍及御粟等约3600亩，雇工5000人，显然是一个特大规模的农场。1922年，美籍学者、金陵大学教授卜凯通过河北盐山县的农家调查认为，10亩以下为小农场，31亩以上为大农场。1925年，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根据金陵大学对安徽芜湖农家的调查，也将大农场限定在31亩以上，小农场在10亩以下。30亩以上即为大农场，与西方大农场的距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