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爱国企业家的典范

张謇

　　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人，近代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张謇拥有与一般工商业者不同的特质，他从士大夫身份转化为民族企业家，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具有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以苍生为己念”的社会责任感。

　　张謇出身寒门，青年时代力图通过科举改变社会地位。1894年中状元以后，张謇本来应该沿着士大夫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走下去，步入官场政坛，功成名就；事实上，他也通过努力成为绅士名流、立宪派首领，甚至登上清廷商部头等顾问官、民国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的高位。在正常的政治环境下，他本来可以通过拥有的资源和权力大展宏图。然而在当时深重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背景下，政府的软弱无能、官场的昏聩腐败，不仅使他的许多建议、方案不被当局者采纳，身居高位的他也无法实施救国救民、兴业强国的计划和方案。在对现实政治极度失望之中，张謇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家乡。“士负国家之责，必自其乡里始”，他辞去了官位，回到家乡履行一个绅士所应尽的乡土责任，把他的爱国情感转化为对家乡、对民众的具体行为。

　　张謇从士大夫向企业家的转型并不是现在我们谈论“官员下海”“教授经商”那么简单。中国封建王朝，一直实行的是重农抑商的国策，社会阶层“民分四等，士农工商”，商人的社会地位始终被压制。同时，传统的“义利观”也不允许作为道德象征的士人投身商场。所以，张謇的转型是冒着巨大社会压力和道德风险的，是一次艰难抉择，用他的话说就是“舍身喂虎”“一意孤行”。

　　张謇的经商有强烈的社会意义，那就是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从张謇开始已经改变原来的那种“述而不作”“坐而论道”的观点，崇尚“实干兴邦”的理念。“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张謇务实、开拓、实干的个性特征，具备了成为一个优秀企业家的潜质。

　　和近代许多爱国志士一样，张謇的救国理想和实践方案是着眼于克服深重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而思考和提出的。归纳起来，在政治上，他曾经向往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度，但他很快顺应历史潮流，支持了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建立；经济上，力图改变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提出振兴实业，大力发展现代民族工商业的方案；文化上，提出通过引进西方科学文化、普及现代教育的方式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在所有这些不能通过国家力量来推动、政府权力来实现时，他在家乡，以自己状元的身份、名流的地位来号召，张謇领导了南通人民，开始了“地方自治”，全面开展社会建设的实践。

　　张謇把南通的地方自治、建设家乡的内容归纳为“实业”“教育”“慈善”三个主要方面。贯穿于其中的就是儒家文化中的进步思想——“民本”。1895年，张謇在张之洞的授意下在南通开始兴办实业，筹建大生纱厂，纱厂的定名来自《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目的是“为通州民生计，亦为中国利源计”，他后来兴办的许多企业都用了“生”字。在当时，国家贫困、社会残破、民不聊生的大背景下，解决民生问题就显得尤为迫切。同时，张謇出生于农民家庭，对社会底层的民生疾苦有深切体会。因此，他发展实业，实施“棉铁主义、棉尤宜先”，优先发展棉纺织工业，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劳动力，实施沿海垦殖，将现在工业与本地传统产业土布业、植棉业相结合，力图实现资源、要素的集约综合利用，计划构建较为完整产业链，实施“内生型”“在地化”经营模式和发展方式，达到了“利用厚生”目的，利用本地资源把民生做厚实。

　　同样，在教育和慈善事业方面，张謇关注的基本民生问题。教育方面，他更关注基础教育的普及和均等化，例如，他对南通小学的布局规划是根据人口地域分布提出的，如每16平方公里建设一所小学的方案；他在南通所开展的慈善公益活动，更多的是从构建基层社会保障体系来着手，他设立了一大批的救助、优待和抚恤的机构，门类齐全，涉及面广，特别强调“养教结合”，重视被救助者的生存技能培养，这与施舍式的慈善活动有相当的区别。

　　张謇领导乡绅、企业家陆续建立了一批新型的自治组织，如农会、总商会、教育会、水利会、警卫团等，履行许多本应政府来实施的职能，这是一种“小政府大社会”体制，是以张謇为首的精英治理体制，它可以有效地排除外来政治势力的侵扰和内部的纷争，迅速集中南通有限的社会资源，开展大规模建设，使南通在短期内就实现了惊世崛起。

　　为把南通建设成“一个新世界的雏型”，张謇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南通的社会事业一直面临着经费不足的问题，张謇为此有大量捐助，甚至负债，他长期登报卖字来获取慈善经费。在张謇的事业发展之时，他个人、家庭的日常生活状况却是让人难以理解的俭朴，他秉持节俭、任劳的美德直至终生。他常说要“为世牛马”“为世界牺牲”“不能复为子孙牛马”，这是张謇人生观的朴实表述，也是他躬行实践的人生追求。正是有这样的精神境界，张謇才成就了常人难以企及的事业。

　　20世纪20年代初，南通建成了以大生纱厂为核心的，拥有工业、交通、金融、贸易等37家企业的集团；沿海地区建立了20家的盐垦公司，形成了资本额达2483万两白银的企业系统，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同时，形成了由400多所各类学校，大批文化、公益、慈善设施构成的地方文教与社会保障体系。南通由一个落后的小县城迅速变成了近代化的新兴城市。

　　中华民族处在外强入侵、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黑暗时期，南通一度呈现出国内罕见安定的社会局面。中外来宾留下无数赞美之语：美国哲学家杜威称南通是“中国教育之源泉”，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称南通“理想的文化城市”，《密勒斯评论报》总编鲍威尔斯称南通是“中国的人间天堂”，梁启超认为南通是“全国第一个公认的先进城市”。南通的“地方自治”不仅造福南通人民，也为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作出可贵探索，并奠定了张謇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卓越地位。

　　回顾张謇实业救国、地方自治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张謇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能够突破传统的身份评价标准、阶层限制，实现了从士大夫到企业家的跨越；正是因为张謇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才能够自强不息、强毅力行、艰苦实干，用实际行动发展实业公益，造福乡里，改变了社会对知识分子“清谈误国”的负面形象；正是因为张謇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的企业发展方略才能更好的与乡土民生、地方资源很好地结合，在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间产生出强大的联进效应，带动了乡民共同富裕；正是因为张謇拥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才能够从乡土着手，从民生入手，探索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南通地情的区域发展道路，并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和解读一个多世纪前的伟人张謇，分析、梳理他那一代人在创办实业、经营企业中的情感与情怀，在用先进理念、科学精神和产业力量、经济力量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中的思考与作为，在观察世界、认知中国中的胸怀与境界，我们更多会为其爱国情怀、乡土责任、民生意识、奉献精神所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