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爱国企业家的典范

辛亥革命网 2021-01-21 10:24 来源:团结报 作者:赵明远 查看:

张謇,江苏南通人,近代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张謇拥有与一般工商业者不同的特质,具有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以苍生为己念”的社会责任感。

张謇

  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人,近代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张謇拥有与一般工商业者不同的特质,他从士大夫身份转化为民族企业家,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具有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以苍生为己念”的社会责任感。

  张謇出身寒门,青年时代力图通过科举改变社会地位。1894年中状元以后,张謇本来应该沿着士大夫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走下去,步入官场政坛,功成名就;事实上,他也通过努力成为绅士名流、立宪派首领,甚至登上清廷商部头等顾问官、民国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的高位。在正常的政治环境下,他本来可以通过拥有的资源和权力大展宏图。然而在当时深重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背景下,政府的软弱无能、官场的昏聩腐败,不仅使他的许多建议、方案不被当局者采纳,身居高位的他也无法实施救国救民、兴业强国的计划和方案。在对现实政治极度失望之中,张謇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家乡。“士负国家之责,必自其乡里始”,他辞去了官位,回到家乡履行一个绅士所应尽的乡土责任,把他的爱国情感转化为对家乡、对民众的具体行为。

  张謇从士大夫向企业家的转型并不是现在我们谈论“官员下海”“教授经商”那么简单。中国封建王朝,一直实行的是重农抑商的国策,社会阶层“民分四等,士农工商”,商人的社会地位始终被压制。同时,传统的“义利观”也不允许作为道德象征的士人投身商场。所以,张謇的转型是冒着巨大社会压力和道德风险的,是一次艰难抉择,用他的话说就是“舍身喂虎”“一意孤行”。

  张謇的经商有强烈的社会意义,那就是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从张謇开始已经改变原来的那种“述而不作”“坐而论道”的观点,崇尚“实干兴邦”的理念。“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张謇务实、开拓、实干的个性特征,具备了成为一个优秀企业家的潜质。

  和近代许多爱国志士一样,张謇的救国理想和实践方案是着眼于克服深重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而思考和提出的。归纳起来,在政治上,他曾经向往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度,但他很快顺应历史潮流,支持了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建立;经济上,力图改变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提出振兴实业,大力发展现代民族工商业的方案;文化上,提出通过引进西方科学文化、普及现代教育的方式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在所有这些不能通过国家力量来推动、政府权力来实现时,他在家乡,以自己状元的身份、名流的地位来号召,张謇领导了南通人民,开始了“地方自治”,全面开展社会建设的实践。

  张謇把南通的地方自治、建设家乡的内容归纳为“实业”“教育”“慈善”三个主要方面。贯穿于其中的就是儒家文化中的进步思想——“民本”。1895年,张謇在张之洞的授意下在南通开始兴办实业,筹建大生纱厂,纱厂的定名来自《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目的是“为通州民生计,亦为中国利源计”,他后来兴办的许多企业都用了“生”字。在当时,国家贫困、社会残破、民不聊生的大背景下,解决民生问题就显得尤为迫切。同时,张謇出生于农民家庭,对社会底层的民生疾苦有深切体会。因此,他发展实业,实施“棉铁主义、棉尤宜先”,优先发展棉纺织工业,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劳动力,实施沿海垦殖,将现在工业与本地传统产业土布业、植棉业相结合,力图实现资源、要素的集约综合利用,计划构建较为完整产业链,实施“内生型”“在地化”经营模式和发展方式,达到了“利用厚生”目的,利用本地资源把民生做厚实。

  同样,在教育和慈善事业方面,张謇关注的基本民生问题。教育方面,他更关注基础教育的普及和均等化,例如,他对南通小学的布局规划是根据人口地域分布提出的,如每16平方公里建设一所小学的方案;他在南通所开展的慈善公益活动,更多的是从构建基层社会保障体系来着手,他设立了一大批的救助、优待和抚恤的机构,门类齐全,涉及面广,特别强调“养教结合”,重视被救助者的生存技能培养,这与施舍式的慈善活动有相当的区别。

  张謇领导乡绅、企业家陆续建立了一批新型的自治组织,如农会、总商会、教育会、水利会、警卫团等,履行许多本应政府来实施的职能,这是一种“小政府大社会”体制,是以张謇为首的精英治理体制,它可以有效地排除外来政治势力的侵扰和内部的纷争,迅速集中南通有限的社会资源,开展大规模建设,使南通在短期内就实现了惊世崛起。

  为把南通建设成“一个新世界的雏型”,张謇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南通的社会事业一直面临着经费不足的问题,张謇为此有大量捐助,甚至负债,他长期登报卖字来获取慈善经费。在张謇的事业发展之时,他个人、家庭的日常生活状况却是让人难以理解的俭朴,他秉持节俭、任劳的美德直至终生。他常说要“为世牛马”“为世界牺牲”“不能复为子孙牛马”,这是张謇人生观的朴实表述,也是他躬行实践的人生追求。正是有这样的精神境界,张謇才成就了常人难以企及的事业。

  20世纪20年代初,南通建成了以大生纱厂为核心的,拥有工业、交通、金融、贸易等37家企业的集团;沿海地区建立了20家的盐垦公司,形成了资本额达2483万两白银的企业系统,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同时,形成了由400多所各类学校,大批文化、公益、慈善设施构成的地方文教与社会保障体系。南通由一个落后的小县城迅速变成了近代化的新兴城市。

  中华民族处在外强入侵、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黑暗时期,南通一度呈现出国内罕见安定的社会局面。中外来宾留下无数赞美之语:美国哲学家杜威称南通是“中国教育之源泉”,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称南通“理想的文化城市”,《密勒斯评论报》总编鲍威尔斯称南通是“中国的人间天堂”,梁启超认为南通是“全国第一个公认的先进城市”。南通的“地方自治”不仅造福南通人民,也为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作出可贵探索,并奠定了张謇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卓越地位。

  回顾张謇实业救国、地方自治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张謇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能够突破传统的身份评价标准、阶层限制,实现了从士大夫到企业家的跨越;正是因为张謇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才能够自强不息、强毅力行、艰苦实干,用实际行动发展实业公益,造福乡里,改变了社会对知识分子“清谈误国”的负面形象;正是因为张謇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的企业发展方略才能更好的与乡土民生、地方资源很好地结合,在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间产生出强大的联进效应,带动了乡民共同富裕;正是因为张謇拥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才能够从乡土着手,从民生入手,探索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南通地情的区域发展道路,并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和解读一个多世纪前的伟人张謇,分析、梳理他那一代人在创办实业、经营企业中的情感与情怀,在用先进理念、科学精神和产业力量、经济力量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中的思考与作为,在观察世界、认知中国中的胸怀与境界,我们更多会为其爱国情怀、乡土责任、民生意识、奉献精神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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