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

　　民国初年，北大经历了一段曲折复杂的历程，颇具典型意义和研究价值。

　　辛亥革命和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作为当时最高学府和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的京师大学堂当然也受到极大震动。尽管清政府学部故作镇静，于10月13日通知京师大学堂：武昌事起，风闻很多，其实各省有事之说皆系谣传，各省官电均称安静，即使武昌之乱事当可日扫平；并命令大学堂师生照常上课，“慎勿轻听浮言，致滋纷扰。”然而，武昌革命烈火很快形成燎原之势，不可阻挡，京师大学堂也人心离散，无法上课，不少学生、教员纷纷离校回籍。11月26日，清政府任命劳乃宣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但仅过一个月，他就托病请假，并报告学部：学校无法上课，只得遣散学生，暂行停办。至此，京师大学堂实际已处于瘫痪状态，部分学生回乡投入了辛亥革命洪流，有的参与各地革命宣传和省议会、都督府工作。1912年1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2月25日，临时大总统下令严复署理京师大学堂总监督。1912年5月3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呈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提议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大学校校长，并请大总统任命原总监督兼文科学长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长，当天经袁世凯批准并发布临时大总统令正式任命。

　　关于改名北京大学校以后重新开学的日期，过去《北大校史》和《北大纪事》均无明确记载。经查，当时的《教育杂志》第4卷第3号刊登了北京大学通告，称“本校规定阳历5月15日重新开学”。第4号还具体报道了1912年5月15日北大开学典礼的盛况，严复校长、蔡元培教育部长和外国教师代表都讲了话。

　　1912年孙中山和梁启超赴北大讲演

　　1912年京师大学堂虽然改名为北京大学校，但北大师生此前还很少能听到关于民主和革命学说的宣传。而就在这一年，中国革命派和立宪派的两位领袖人物孙中山和梁启超曾先后对北大师生发表过长篇精彩演说，内容深刻精辟，给当时北大师生很大启发和教育，这也是过去民国史和北大校史上很少提及的。

　　1912年8月，孙中山应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之邀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在京期间除与袁会谈外，还出席各种集会，发表演讲，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和建国方略。8月30日，北京大学师生等北京学界二千多人在湖广会馆集会，隆重欢迎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出席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演。孙中山首先指出：“此项革命成功，多赖学界之力，以后各种建设，尤赖全国学界合力进行，方能成功。”他强调，“学问为立国之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孙中山指出学生学习目的“乃期为全国人民负责任，非为一已攘利权”，“当用其学问为平民谋幸福，为国家图富强”。专制时代学生学成以后辅助君主，欺辱平民；而民主共和时代学生将来即“政治之工人，社会上之公仆”.实际上阐述了民国教育的宗旨，使北大师生大受教育和鼓舞，“到会者至为振奋，鼓掌之声不绝。”

　　梁启超自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后一直流亡国外，直到1912年10月初才回国。10月31日下午，他到北京大学出席北大师生欢迎会并作讲演。他认为大学的宗旨应是“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世界之文明”。“学问为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国之大学即为一国文明幸福之根源。”他还阐发了大学的精神，批判了读书做官论和不良学风。

　　首任校长严复对北京大学的贡献

　　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是中国近代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也是着名的教育家。他担任北大校长时间虽不长，仅半年左右，却为维持和改革北大历尽艰辛，功不可没。他被任命为校长后深感责任重大，表示要“痛自策励，期无负所学，不怍国民，至其他利害，诚不暇计”.可是他面临的是重重困难、矛盾和种种压力、打击。

　　首先是经费困难。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就不再给京师大学堂拨发经费。严复千方百计于1912年4月7日向华俄道胜银行借到7万两银子，才使北京大学能在5月15日开学上课。但到秋季开学前经费又无着落，各国银行均不肯贷款。8月26日好不容易向华比银行借到20万两，才使北大维持下去。民国初年因财政困难，财政部、教育部曾下令各机关官员和教职员凡薪水在60元以上者“一律暂支60元”，严复对此加以抗争，指出学校教职员薪水是以授课钟点多少决定，不能一律降低拉平，除了自己作为校长自愿降薪至60元外，应保持北大其他教职员的原有待遇。

　　更严重的考验是教育部在7月初以所谓程度不高、管理不善、经费困难为理由提出停办北京大学之议，严复向教育部上《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抄件现藏北大档案馆），据理力争，从办学宗旨、学生程度、普及与提高、中外比较、经费等角度加以陈述。他指出，北京大学不仅要造就专门人才，而且兼有“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的宗旨，如果停办北大，“中国大学将永无提高之一日”。严复的说帖铿锵有力，义正词严，可谓北大校史上一篇珍贵文献，接着，他又呈上一份《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藏北大档案馆），提出若干条北大改革方案，很有远见卓识。教育部接到严复这两份说帖后，虽然声明“解散之事，全属子虚”，但又在7月7日下达了北京大学结束办法九条，要求学生提前毕业，本年一律不招新生等，实际仍是变相停办。在严复校长和北大师生的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教育部不得不取消了结束办法。在8月9日举行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也讨论了北京大学应否续办问题，停办北大之议被否决。此事不仅关系到北大的存亡绝续，而且对中国近现代文化、教育、科学以及革命的发展也具有重大影响，很难设想如果北大真的被停办，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会如何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