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翰墨载道的红色金融家

辛亥革命网 2021-07-19 09:07 来源:杭州日报 作者:俞栋 查看: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来往信札、电文手稿、题字题词等都为后人留下了大批珍贵的墨迹与史料。被称为“窑洞银行”行长的红色金融家——朱理治亦是其中一位。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一贯重视包括书法在内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艺术的传承和发扬。早在建党初期,肩负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救国救民重任的共产党人如毛泽东、李大钊、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等就自觉继承了翰墨载道之传统。他们大多善诗文、精翰墨,不仅在启蒙时期受过严格的习字训练,而且献身革命事业后,毛笔仍不离手。在他们手里,“笔杆子”和“枪杆子”都成了团结人民、抗御外辱、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因此,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来往信札、电文手稿、题字题词等都为后人留下了大批珍贵的墨迹与史料。被称为“窑洞银行”行长的红色金融家——朱理治亦是其中一位。

  朱理治(1907年—1978年) ,又名朱铭勋,江苏南通人,清华大学肄业。曾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北平西郊区委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书记,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陕甘省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委员,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参与领导了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初期的开创。1940年3月赴延安,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计划委员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洮南地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满分局秘书长,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东北银行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任,全国核资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交通部副部长,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朱理治出生于一个三代行医的医者之家,自小天资聪颖,故深得私塾先生的器重并竭力推荐,由家境富裕的族叔供其上学。1926 年,他以高中毕业同等学历的身份考入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经济系。其间,受同住一室的同学余冠英的影响,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于1927年 4 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表明要使国家由真理治理之心志,他毅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理治”。由于他是通过学习、研究、信仰马克思主义后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所以尽管他的一生历尽坎坷与磨难,屡遭打击,却义无反顾,始终保持着一颗纯洁质朴的心,坚信自己经过思考所选择和认定的道路。

  朱理治无论是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和宣传、组织、统战工作,还是做军队的政治工作、后勤工作;无论是主持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还是分管金融、外交、物资、交通、计划等条线工作;无论是委以重任处于顺境,还是遭遇迫害处于逆境,他都能很快抓住关键,打开局面,并淡然处之,做出了不少特殊的贡献。以金融工作为例,他曾两次担任银行行长(总经理)。第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更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形势极其严峻。为克服困难,党中央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并决定边区银行独立自主发行货币。在此背景下,1941年3月,朱理治临危受命,被任命为边区银行行长,主持边区的金融工作。他在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指导下,一方面,通过深入调研和不懈努力,顺利发行了边币,平抑了物价和汇价,确保了金融秩序的稳定,促进了以抗战为中心的货币政策的不断完善,保障了边区的生产和发展,为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采取多种措施,推动银行存放款和汇兑业务的全面开展,改革和扩充边区银行总行内设机构,建立健全分支机构,使边区银行形成了完整的服务网络,初步建构起具有一定现代化意义的金融体系。值得一提的是,边区银行还于1941年9月推出了第一期有奖储蓄(设立5万元奖金,发放50万储蓄奖券),极大地推进了民众对储蓄的热情,并提高了对边币的信任度,增加了存款热情,军民关系亦更为融合。同时,他主持制定了20多个章程、办法、条例、法令,涉及存放款、汇兑、现金出境、货币交换、法币管理,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边区银行的业务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他还及时总结边区金融工作的经验,撰写了近20篇文章、报告、文件,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政策主张。毛泽东对其关于金融问题的主张十分赞赏。1941年8月,他看过朱理治《关于边区经济与金融贸易的报告》后,认为“很有些价值”。第二次是在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底,沈阳解放,朱理治随陈云接收沈阳,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后勤处处长,后担任东北银行总经理兼总会计局局长。在东北银行工作期间,他仍然推行以银行的力量来推动生产这一业务方针,并依托自己渐已成熟的金融知识体系,结合当时东北的现状,大胆提出“东北已由战争走向全面建设时期,银行应及时由过去主要发行票子、搞货币斗争、进行农贷,转为起结算、信贷、现金管理三个中心的作用。”他还建立起划拨清算制度,直到如今,这一制度还在行使。总体来看,朱理治的金融思想与实践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他无疑为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尤其为新中国的金融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近年来,国内一些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及朱理治的亲朋好友对其金融思想、经济与财政思想、军事思想,以及与之有关的“陕北肃反”等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人忽视了朱理治其实还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这是由于朱理治首先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并在金融、财经等领域多有建树,以致其书法成就反倒鲜为人知,沦为“隐学”。笔者曾搜索百度,居然没有发现朱理治的任何墨迹。好在辗转购得一本由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朱理治书法手迹选》(2007年),打开一看,被其高超的书艺深深地震撼了。可以说,朱理治的墨迹以行书和行楷为主,给人第一印象是:既“似曾相识”,又“别具个性”。“似曾相识”,是说他的书法无论怎么看,都有一些“毛(泽东)体”的影子,精气弥满,骨力强劲,锋芒略现,率真自如;“别具个性”,当然是指其书法有自己的笔墨语言和风格基调,可谓是既有笔力之功,又有晋之韵;既有唐楷之法,也有明清之态;既感到熟悉,又觉得陌生,不同书家、不同风格、不同书体被其自然地融为一体。

  在现有文献中,虽然没有详细记载朱理治学习书法的师承与经历,但从其教育背景、人生经历和职业变迁以及墨迹中透露出的书法元素与信息来看,不外乎三个方面:其一,少年时打下的童子功。因为书法是那时读书人的必修课。这从朱理治的墨迹中颜、柳、欧之痕迹隐约可见,就能推断出其孩提时学书启蒙的路子是非常正统正规的,不难想象其塾师必是精通翰墨之人,且对其有书法启蒙之功。其二,日常书写的实践性训练。在那个时代,无论是起草文稿、批阅文件,还是自作诗词歌赋,抑或是写宣传标语、布告等,毛笔都是最主要的书写工具。其三,对书法艺术特有的灵慧与天赋。作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其政务繁忙,东奔西跑,尤其在战争年代或动乱年代,是不可能有大段闲暇时间来读帖练字或系统训练的,基本上都是马背读帖、见缝插针,靠自己的艺术感觉与悟性。好在他晚年一度赋闲,常以书法排遣,今天我们见到的很多墨迹都是那个时期留下的。

  清代文学家刘熙载在《艺概》中说:“故书也者,心学也;写字者,写志也。”中国书法要写出气势、气象、情趣、特色和意味来,仅靠笔墨技巧是远远不够的,它体现的是书家的性格特质、综合素养和人生历练。除书法本身的技法技巧以外,还需要渊博的知识、良好的人品、健康的志趣乃至过人的天赋与悟性,有时甚至需要不同寻常的人生阅历。总之,你的知识才华、文化底蕴、情趣志向、人格境界和天赋秉性及命运遭遇等都可承载并反映在书法的点画与线条之中。因此,一个没有大丈夫气的人,即使有再高超的技法或穷尽一生,也难以写出颜真卿书法那种磅礴大气;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经历、气质和高度也永远写不出他们那种如虹气象。而在朱理治的手迹里,我们就能强烈地感受到与普通书家截然不同的那种革命家气质与精神,那种来自深厚中国文化传统的力量与背景。故欣赏政治家、革命家的书法,不能简单地套用一般书法的评鉴标准,不能拘泥于点画、结构和章法,更重要的是透过那些看似随意甚至“无法”“逾法”的笔法去感悟、洞悉他们的人格魅力。因为,革命家的书法反映出的是他们经历曲折而又波澜壮阔的一生所积淀出的那种有别于常人的气质气度气概,彰显出的是一种宏大的天下胸怀和人文观照,而这种境界在纯粹的书法家身上往往是难以看到的。从某种角度看,笔墨就是其人格与精神的艺术再现。

  朱理治的墨迹在书写内容上紧贴时代,以毛泽东诗词和歌颂英雄、悼怀烈士、宣扬理想信念及个人文稿等为主,绝少有旧式文人的吟风颂月之词。这也是那个时代特殊的风气与印记。值得关注的是,在朱理治这些墨迹中,虽然同一内容却常有数件不同的书作,且面貌迥然不同,可谓“兵无常阵,字无常体”。笔者以为,这应该是书者因书写时间、环境、条件、思绪和情感等各不相同所造成的。如毛泽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沁园春·长沙》和刘邦《大风歌》等均有多幅墨迹:或字迹清秀,温文尔雅,充满书卷之气;或粗笔重墨,连绵跌宕,彰显浪漫情怀……并且,他的一些短小精悍的题词亦极为精彩,如《谦虚谨慎》《艰苦朴素》《人民的胜利》《光明在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任弼时同志精神不死》《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尊重护士爱护护士》等,或条幅、或横排、或自由款式,但都结字开张,侧锋施笔,字势右斜,左伸右收,走笔钩勒,易方为圆,点画凝整,书意劲健,骨气洞达,堪称其墨迹中之精品力作。

  也许朱理治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是书法家,也从来没有什么书法创作的理念、观念和思想,更多的是一种习惯性书写。这从其众多的墨迹中就可见一斑:首先,其墨迹无论尺幅大小,几乎都没有落款和盖章,若从书法创作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明显是不规范的,至多算是信手拈来的遣兴之作。其次,所见墨迹尺幅都不大,可以判断多为俯案而书。不少“作品”甚至是利用一些信笺稿纸的边角料写成的,想来是他写着玩玩自赏的,并未想拿来示人。这种做法,若借用今天的创作理论来讲,无疑就是“没有受众观念”。但正是这种“无意于书”的书写过程让书写者的情感和品性得以自然流露,使书法成为了“有意味的形式”,在特殊的时代语境下有了综合的审美趣味。由此可见,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博古通今、千锤百炼中,以他们宽广博大的胸怀和海纳百川的气概,将传统书法的深厚底蕴融会在其人生体验和剧烈的社会变革之中,那种大胆落墨、气象万千、空前洒脱的个性美,对中国当代书法的创新实践,极具影响和借鉴意义。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金融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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