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交通事业奠基人 朱理治坎坷的复出路

　　朱理治是大革命时期由清华园中走出来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交通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职。“文革”开始后，朱理治受到迫害，直到1975年，在周恩来、邓小平的努力下，被安排到河北省工作，然而，他的复出之路却历经曲折。

　　首当其冲

　　 1954年3月，朱理治调任交通部副部长，当时交通部长是章伯钧。这年9月召开第-次全国人大后，交通部领导班子有所变动。到1958朱理治离开，这中间实际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朱理治主持交通部的工作。他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尽心尽职，注意从我国国情出发，发展全国的海陆交通事业，使新中国的交通运输事业取得长足进步。

　　1958年，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热潮。中共中央为加强对经济的领导，于6月成立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任组长。这时，朱理治被调任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后来又担任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直到1960年11月调华北局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朱理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调查研究，注意探索和掌握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报告和文章，为我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制定和实施付出了大量心血。

　　朱理治调任华北局工作时正是中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由于终日忙碌劳累，又得不到营养补充，朱理治在1962年患了肝炎，不得不在家休养，到1963年，身体稍好即开始上班。然而，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夏天，朱理治因肝病复发住进阜外医院。人虽躺在病床上，但心却系在外面形势的发展上。朱理治所在的华北局书记处也陷于瘫痪，代之而起的是一些造反派呼风唤雨。朱理治首当其冲，成了造反派的斗争对象。造反派加给朱理治的罪名是“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翻案”、“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经济路线”等等，勒令他出院，回家写“交代”材料。

　　1967年“一月风暴”后，在一片“全面夺权”的叫喊声中，局势更加混乱，不时传来高级干部被揪斗、被抄家的消息，朱理治预感到自己也难逃厄运。一天晚上十二点多，华北局计委几十个造反派冲进朱理治住的院子，然后又冲进朱理治的卧室，对躺在床上的朱理治大声宣布: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朱理治实行“群众专政”，勒令他立即从现在住的房间搬出去，否则将采取“革命行动”!朱理治和夫人苏菲及孩子们被赶到寒冷的院子里，任凭造反派把书房保险柜打开，查抄“黑材料”，然后贴上封条，呼啸而去。从那以后，朱理治从正房搬到难见阳光的厢房住，家也前前后后被抄了八遍，目的就是要搜集到足以致他于“死命”的罪证。

　　造反派还勒令朱理治每天到单位交代“罪行”，常常连续几个小时地“审讯”。好在他对几十年的事情，大部分记得清清楚楚。从留下数万字的讯问记录上可以看出，尽管造反派气汹汹，不断呵斥，但朱理治始终沉着应对，不卑不亢。有一天，朱理治患感冒发高烧，行动困难，去不了单位，打电话向造反派请假，电话又没人接。快到中午时，几个造反派闯进家来，把病中的朱理治围起来，质问他为什么敢于对抗革命群众，无论朱理治怎么解释也不肯罢休。随着运动的发展，造反派给朱理治的定性越来越严重，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再到“变节分子”、“叛徒”，成为“敌我矛盾”，被关进单位的“牛棚”进行“劳动改造”。

　　1969年，大约在党的九大后，开始要落实老干部政策，造反派给朱理治戴的“老机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等等帽子都戴不住了，只保留了一顶在当时说来算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犯走资派错误”的帽子。因此，华北局机关干部去位于天津汉沽农场的五七干校时，他也被“光荣”地列入了“五七战士”的名单，并允许苏菲陪他一起去。

　　坐“冷板凳”

　　1974年深秋，朱理治得知周总理病重住院的消息，忧心如焚。党和人民怎能失去这样一根顶梁柱呢！他想去医院探望，又被管干部的部门阻挠，终于有个和商业部部长余杰搭伴的机会，去了三〇五医院。周总理见到他来，拉着他的手说:“你来了，好!好!这些……正确对待吧!”总理像有许多话要说，又都在不言中了。见面时间只给十五分钟，这是他见到周恩来的最后一面。1975年春节期间，朱理治和苏菲带着儿子儿媳去万寿路一号院看望了朱德总司令。同样经历了“文革”磨难的朱老总已年近九旬，他见了朱理治，十分亲切地招呼:“理治呀，还好吧!”他们聊了这几年的情况,朱老总重复了几遍“还要工作啊”这样的话。

　　1975年初，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干预下，一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四人帮”把持下的中组部把朱理治分配到河北省，但又没给安排任何职务，直到“四人帮"粉碎半年之后才任命他为省革委会副主任。从重新“工作”到1978年4月9日与世长辞，朱理治在河北省度过了整整三年，这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三年。

　　在当初分配工作时，曾考虑让朱理治去天津，因为当时党中央决定撤销各大区局，华北局的干部只能在所辖的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安排。朱理治对天津当时的“一把手”有看法，怕去后挨整，向组织提出自己有肝炎病，可否安排在北京。得到不可以的答复后，他考虑当时河北的“一把手”在抗战初期他任河南省委书记时是他的一个老下级，给他的印象还不错，因此选择了去河北。但他忽略了“文革”给各方面，包括人与人关系方面带来的巨大变化，结果去后只让他参加省革命委员会的生产领导小组会议，任何名义都没有，实际是让他坐“冷板凳”。

　　了解一点党的历史和朱理治资历的人，对这种安排都感到不平。有人对朱理治说:“既然没个职务，又高龄了，不如回北京养养算了。”“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当官的。”朱理治说。“常言道，在其位谋其政。到现在也没给你个头衔，怎么抓工作?”一位老熟人半开玩笑地说。“我不在其位，也要谋其政，也要工作。”朱理治坦然地回答。饱经政治磨难的朱理治已经不把省里“一把手”的态度当回事。支撑着他的，是他心里燃烧着的一个希望，这就是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后，正在大刀阔斧抓整顿，已经乱了七八年的国家经过整顿还有希望，党还有希望,社会主义事业还有希望。朱理治就是凭着这样一股革命老战士的真诚和执着，拼着老命孤身一人来到石家庄的。

　　生产领导小组让他抓抓农业机械化，他便让秘书找来大批有关资料，没日没夜地翻看，不断找人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还经常深入城乡搞调查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老了，要骑快马，还要紧加鞭，趁腿脚还利索，多跑跑，多干点事。”

　　当时与朱理治朝夕相伴的秘书周建新和司机张景存后来回忆说：人要工作，是需要有一个舒畅顺心的环境和合理的工作条件的，但朱理治同志在河北的几年里，却一直受着不公正的待遇，长期不给安排工作，长期不明确职务……对朱理治同志的职务和工作，河北当时的“一把手”如果抓紧上报，再说句公道话，本来是并不难解决的。但他就是迟迟不做安排。由于“一把手”这样不冷不热，别人特别是一些势力小人的态度就更可想而知了，使朱理治同志在政治和生活等方面常常得不到公正待遇和应有照顾。

　　比如，就因为朱理治同志没有头衔，毛主席逝世时，机关大院列队悼念，他竞被安排在办公厅秘书长之列，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好不容易到了“四人帮”被打倒，朱理治同志被任命为省革委会副主任，但名次却被排在了几个造反起家、不学无术的“三种人”之后。更可气的是，这几个人还能列席省委常委会，而朱理治同志这位“文革”前的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却连边也沾不上。是朱理治同志无德无能吗?不是。是因为他年龄太大了吗?也不是。人们都看得出来，主要是那位“一把手”怕朱理治同志地位提高会影响他升迁。

　　鞠躬尽瘁

　　但最让朱理治难过的并不是个人境遇，而是不久之后发生的又一场政治风暴。1975年底，“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止了开始使经济建设走上正轨的整顿，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就在这阴云密布的时刻，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本来有高血压、心脏病的苏菲，一个人呆在北京，听到周总理去世的消息，陷在像天塌了样的绝望情绪中，天天痛哭不止。朱理治春节放假回京，也没能使苏菲的情绪好转。终于在一天夜里，她睡下不久，突然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幸亏发现及时，赶紧叫来急救车，送进北京医院。经过整整七天七夜的抢救，终于保住了生命，但却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这对于孤身一人在石家庄的朱理治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面对国事、家事的不幸，朱理治这位久经考验的革命家仍然没有被压垮。1976年春天，开始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有一天，朱理治把秘书周建新叫到办公室来，情绪激昂地指着印发材料上的一段话说:“小平同志这三篇文章我看了几遍，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的,没什么可批的。说这是三株大毒草，我看是三朵鲜花。上边让咱们批，不管他，咱们下乡转去。”这以后，他带秘书和司机下到基层调研，一去就是几个月。朱理治孤身一人在石家庄，生活上的不方便可想而知。那几年，他住办公室,吃机关食堂伙食。有时散会晚，食堂关了门，他就在办公室喝开水，吃饼干。有时开水没了，只能喝凉水。尽管如此，朱理治仍然以坚韧不拔的毅力面对着这一切。

　　关于那几年的生活情况，他的秘书和司机在回忆中是这样说的：朱理治同志为了工作一心一意，可为自己的事却想得很少，占便宜的事更是一点不沾，一生清清白白，真正做到了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他长期在中央机关做领导工作，这时下到地方，远离家属和孩子，又受不公正待遇，可以想象得出生活上有多么困难。但他很少开口支使别人，尽管我们抢着为他干点杂事，帮他洗洗涮涮，可他总是背着我们自己干，使我们深受感动。

　　1976年10月，“四人帮”的粉碎使朱理治的精神为之一振。然而，“文革”的惯性仍在河北发生着作用，使他难以真正工作。直到半年多后的1977年五月，他才被任命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而且位置排在一些造反起家的“三种人”之后，实际上还是“挂个名”，常被分配一些别人不干的事。

　　在河北的三年，是朱理治最后的三年，也是他生命再次闪光的三年。在那三年里，他在大部分时间里没有职务，即使有了职务，也是挂名性质，但他凭着自己的党性，积极工作，到处奔波，没有虚度光阴。据当时与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回忆，在那三年中，他一共下基层370多天，听取了近60个地、市、县委的汇报，参观考察了二百五六十个工矿、企业和四五十个农村生产队，察看了十多个水库、洼淀，可以说走遍了河北所有地区和大部分县，仅调查笔记就记了8本，22万余字。他不顾高龄，跑长途，爬高山、登高炉，看焦厂、钻山洞，下农田……

　　1977年年底，一些已经恢复了工作的老同志开始酝酿把朱理治调回中央的财经部门，继续干他的老本行。可就在这时，早已侵蚀着他身体的病魔开始发作了。这年12月，国务院举办全国第三次农业机械化会议，会议安排先到山东开现场会，河北省委让朱理治带队参加。他乘车由石家庄到济南，随着会议代表不停地在山东各地参观、考察，然后又乘车回北京接着开会。会开到1978年1月下旬，朱理治感到肠胃越来越不好受，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有肝癌迹象。会议秘书处马上安排他到北京医院住院检查，结果被确诊为肝癌晚期……

　　与世长辞

　　1978年4月9日9点45分，朱理治逝世，一个中华民族优秀儿子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本文刊登在《书报文摘》2020年第7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