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共和国的修史人，深情回忆在3位革命家身边的特殊经历……

朱佳木

　　“父亲的一生虽然充满曲折，但始终坚信自己经过深思熟虑选择的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党的信念从未动摇。他的这种真诚和执着的精神影响了我的一生。”

　　【口述实录】

　　1907年7月25日，我的父亲朱理治出生在当年南通县余西乡一个中医世家。他小学就读的南通师范第一附属小学，中学就读的江苏省立七中（现江苏省南通中学），都是张謇先生创办的。是南通的水土和人民养育了他，也是家乡的人文环境奠定了他的人生道路。

　　父亲的一生是勤奋学习、勇于开拓的一生。他自幼酷爱读书，中学所有学期的考试都是全班第一，1926年刚刚读完高二就以高中毕业同等学力被学校推荐报考清华大学，并在4000人报考只录取80人的情况下，成为清华大学经济系首批8名学员之一。

　　父亲的一生也是信仰坚定、百折不挠的一生。他自从进入了清华园，便一头扎进图书馆，希望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但看来看去依然茫无头绪，直到有一天，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介绍他看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才感到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是通过比较才选择共产主义的，所以此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磨难和挫折，始终没动摇过自己的信仰。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朱理治

　　1927年4月，父亲刚刚入党不久，就遇上了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他没有丝毫犹豫，相反更加英勇地投入战斗，相继挑起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北京西郊区委书记、北京市委临时工委书记等重担。在组织反复遭受破坏、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潜出清华园到上海找党未成，回到家乡南通，以余西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一面继续找党，一面秘密发展党员、领导农民运动。被捕入狱后，他仍不放弃斗争，秘密组织地下党支部和同难会。由于敌人没有找到他是党员的真凭实据，只好胡乱安了个罪名。服刑期满后，他拒绝了我祖父为他安排的前程，冒着重新被捕的危险，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从此为党的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父亲担负过许多不同性质的工作，经历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他从事过白区地下工作，也主持过苏区、边区的全面工作；担任过陕甘晋、陕甘、河南、豫南等多个省委书记，以及中原局代理书记、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也担任过红28军政委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委；他在西安事变前作为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潜入西安城领导地下党组织贯彻党的“逼蒋抗日”的方针，也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危急时刻担任过东北局驻北朝鲜全权代表执行特殊使命；他在国民党对我抗日革命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时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也在东北解放区当过首任东北银行总经理。无论做什么工作，他总是能虚心学习、全力以赴，因而总是能出色完成任务。这不仅表现在他做出的功绩上，而且表现在他留存下来的近50万字的文稿中，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近10万字的金融论稿。

1940年1月，朱理治与新组建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领导人合影（左三为朱理治）。

　　父亲的一生有顺境也有逆境，有成绩也有错误。他坐过敌人的牢，也遭受过自己人强加的冤屈。但他始终坚信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的道路，始终对党忠贞不贰。从他的嘴里，我从来没有听过半句对党抱怨或后悔革命的话，相反倒是经常教育我要端正入党动机，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记者手记】

　　在南通籍无产阶级革命家中，1927年入党的朱理治是资历最深的一位。他的爱国情怀，可以追溯到青少年时代。

　　朱理治6岁读私塾，启蒙老师是张謇义子、南通师范首届毕业生王铣。他给少年朱理治灌输了不少“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爱国主义思想。朱理治在南通读书时曾取名“慕飞”，激励自己以岳飞为榜样，精忠报国，万死不辞。

　　朱理治是清华大学最早的几名共产党员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从清华园里走出来的职业革命家。想当年，他是人人称羡的清华大学高才生，已经拥有可以预见的通达美好人生境界的个人前途，完全可以像清华园里许多知名人物那样顺利读完大学，功成名就，惠及家人。但面对中华民族的危亡，他断然舍弃这一切，站到当年被诬称为“匪”的革命者行列，冒着被逮捕、受酷刑甚至坐牢杀头的危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舍命奋斗。

　　1942年，35岁的朱理治因为7年前的西北肃反错误而遭受挫顿，跌入人生的低谷。但他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坚忍负重，律己苛严，恪尽职守，展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本色，也给我们留下了那个年代党内斗争的许多沉重思考。

1969年，朱佳木与父亲朱理治合影。

　　在3年前朱理治诞辰110周年时，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曾推出4集电视传记片《信念——朱理治的革命一生》，主题分别是选择、奋斗、坚守、无悔，精准而生动地再现了朱理治多姿多彩的一生。安徽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宋霖是《朱理治传》的作者之一，他认为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对象中，朱理治是一个有着典型意义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后投身革命实践的，心甘情愿地放弃薪水丰厚、生活安逸的坦途，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坎坷的人生之路，而且大难弥坚，百折不挠。这是他人生最大的亮点。

　　“我从乔木同志那里受益最大的，是他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和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

　　【口述实录】

　　我1946年出生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父亲给我取名佳木，1965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共党史专业。我的工作经历比较复杂，先后去过10个单位，可以说工农兵学都干过，而且三进社科院，其中受益最大的经历是曾先后给陈云和胡乔木两位领导同志做秘书。

　　1975年，邓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为了打破“四人帮”对意识形态领域一手遮天的局面，他决定在国务院设立政治研究室，以胡乔木为首，云集了吴冷西、熊复、胡绳、于光远、邓力群等一批著名的“笔杆子”。我就是那年年底从部队调入这个研究室理论组的，成为当时最后也是最年轻的一名成员。入室不久，便遭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政研室自然在劫难逃，被“四人帮”定性为“邓记谣言公司”“右倾翻案风黑风口”。这是我人生遇到的第一次党内高层政治斗争。

1977年6月，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全体同志合影（前排左六为胡乔木，中排右一为朱佳木）。

　　“四人帮”被粉碎后，政研室不仅未能翻身，相反被决定撤销，只是因为小平同志重新工作才被收回成命，胡乔木也因此恢复了工作。我正是在那种情况下被组织派去给乔木同志当秘书的，并在1977年11月随他一起去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到1980年6月我调回政研室（那时改称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

　　胡乔木学识渊博、思想深邃、文辞优美，是百科全书式的社会科学家，被誉为党内“第一支笔”。从1941年起，他就给毛泽东同志做秘书，直到“文革”爆发。自从再次恢复工作后，他又全力辅佐小平同志。可以说，从那时起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党中央和小平同志的所有重要讲话、报告、决议，几乎都出自他的手。

1977年，朱佳木与胡乔木同志合影

　　在乔木同志那里工作的三年，使我受益良多，其中受益最大的是目睹他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是他负责主持修改的。他先召集一些领导同志开会讨论，并讲了自己的总体意见，然后对起草同志谈了两次具体意见。此后，他又亲自动笔改了6次。第一次，他从下午两点一口气改到晚上8点钟。由于改动多，字又小，我整整抄了两个小时。最后一次修改，是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因为闭幕是晚上10点钟，当天不可能再发表公报，第二天他利用上午和午休时间，根据会议简报组收集的意见，对公报稿进行了最后的加工。下午1点半，他交给我抄写。由于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广播，电台中央报道组记者跑到我房间，我抄完一页，他马上拿过去照着抄。晚6点，稿子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通过。记者拿到定稿就走，终于赶在新闻联播时间全文播出。

　　【记者手记】

　　“要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这是1975年初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对胡乔木的嘱托。胡乔木按照这个指示，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写作班子，和“四人帮”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朱佳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进入到国务院政研室的。他亲历了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前后后的全过程，见证了共和国那段难忘的历史。因为名字中都带一个“木”字，“佳木”给“乔木”当秘书，成为当年研究室的一段佳话。

　　不到30岁就给党内公认的“第一支笔”当秘书，对朱佳木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他跟随胡乔木到社科院工作后，被他那渊博的学识和非凡的人格魅力所深深折服。胡乔木学贯中西，在和社科院各个研究所负责人谈话时，对每门学科都能即席发表出一篇既独到、深刻又完整、系统的意见，这给朱佳木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92年，朱佳木看望胡乔木同志。

　　正因为有这个独特的经历，朱佳木后来无论到中央书记处简报组工作，还是担任陈云同志秘书、天津港务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兼秘书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并兼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他都非常重视文字工作，总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他时常想起乔木同志对他说过的话：“写文章就像缝衣服，要把每块布缝好，衔接处不留痕迹。”“写长文章要特别注意前后照应，防止后面和前面打架。”若干年后，朱佳木在领衔为共和国修史的工作中，传承了乔木同志学术思想和严谨作风，既注意把握历史的整体面貌、基本脉络，又讲究逻辑的严密性和语法修辞的规范，受到学界的好评。

　　“近距离观察和学习陈云同志分析、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是我一生受益最多的时光。”

　　【口述实录】

　　我是1981年6月开始担任陈云同志秘书的。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新设立的中纪委第一书记。此前他那里已有3位秘书，分别是行政秘书、机要秘书和主持办公室工作的秘书，俗称“大秘书”，还需要找一个文字秘书，任务之一是每天从浩如烟海的各种文件中挑出最有价值的送他。有关部门向他推荐了三个人，他圈定了我。

朱佳木与陈云同志在一起。

　　上任不到半年，主持办公室工作的那位老同志调走，陈云同志决定让我接替。当时我还不到36岁，感到资历、经验和水平都难以胜任。陈云同志看出我的顾虑，便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成千上万地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是我提出来的，我自己要带个头。就这样，我担负起了这个重任，还兼任了陈云办公室党支部书记。那4年是我一生中工作最忙、压力最大的时光，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凌晨两点之前几乎没睡过觉；但同时又是我一生中受益最多的时光，受益最大的就是能够近距离观察和学习陈云同志分析、处理问题的方法。

　　我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的那几年，正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趋于完备、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的时期，也是陈云同志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我亲眼目睹了他对党、对国家前途命运的运筹帷幄，亲耳聆听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真知灼见，亲身感受了他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和他的高风亮节。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遇事总是非常冷静，分析问题总是很全面很辩证，考虑问题总是很深远很缜密的特点。对于这些，我至今难忘。

1985年6月，陈云同前来看望他的曾在经济部门和在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合影。前排右三为陈云，后排右一为朱佳木。

　　陈云同志出身贫寒，学历只是高小毕业，但他却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展示出超凡的才华和能力，被公认为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的行家里手。个中原因，我认为主要在于他毕生勤于和善于学习，特别是善于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方法，而且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坚持。他不仅自己热爱学习，而且要求周围的人也要学习。我在他那里工作时，他曾就学哲学问题专门找我谈过一次话，要求我制定一个阅读马列著作的计划，每天晚上读几十页书，并要找几位同志一起学习，每周讨论一次。当他听到我担心任务太多、怕弄不好误事时，又对我说：有所失才有所得，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要提高思想和工作水平，必须学好哲学；你今后早晚要独立工作，那时就会用上了。后来，我按他说的，制定了读书计划，并找了几位同志组成学习小组，坚持了两年。我后来变动了多次工作，之所以基本上还能胜任，大概就缘于陈云同志所说的：“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生受用。”

　　【记者手记】

　　给陈云同志当秘书的日子，是朱佳木一生中工作最紧张也是最有意义最值得记忆的日子。在那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见证了许多影响历史进程的决策过程，生活充实而饱满。但让他最为难忘的，还是陈云同志在思想方法上对他的言传身教。

　　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时，朱佳木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题为《陈云同志教我学哲学》。其中说，陈云同志不仅要求他学习哲学，而且在日常工作中对他进行了大量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分析、处理问题的言传身教。比如，让他抽出时间去工厂参观，重点看生产流程，也就是了解从实际出发的“实际”究竟是什么。再比如，陈云同志在和他谈东北解放战争历史时，全面分析了辽沈战役胜利的原因和下决心坚持南满时的考虑。再比如，陈云同志那时有些讲话让他先起个草，然后再审定。有一次，他按要求起草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稿，其中写道：竞争中的消极现象只要注意到，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可以克服的。陈云同志看后，将“是可以克服的”改为“是可以受到一定限制的”。这些言传身教，使朱佳木对陈云同志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十五字诀”有了深切的理解，也有了更多的自觉行动。

朱佳木与陈云同志合影。

　　出生在朱理治的家庭，又担任过陈云和胡乔木的秘书，这种特殊经历，铺设了朱佳木的人生轨迹。我想，他在为新中国修史的岗位上之所以能深怀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坚守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保持严谨细致的作风，以至如今虽已年逾七十依然白首穷经、笔耕不辍，或许与他的这种经历不无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