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为创建豫鄂边区奠基

朱理治
 

　　恢复和重建河南中共组织

　　1937年5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出席30余人。接着，6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白区工作，张闻天、林伯渠、刘少奇、彭真、毛泽东、博古、朱德等16人出席。朱理治出席了这两次会议。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河南省委，朱理治被指定为河南省委书记。离延赴豫之前，毛泽东亲自同他谈话，指出河南将是抗战的重要战略地区。要他抓紧时机，在各方面做好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 

　　回豫之后，朱理治首先着手恢复和重建中共地方组织。 

　　十年内战时期，中共河南党组织多次遭到严重破坏，几乎损失殆尽，党员数量锐减，许多县、区没有党组织，有党组织的地方也不健全。朱理治一到河南，就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联络分散在各地的党员干部，先在开封组建中共河南省委，而后又陆续建立了豫东、豫西、豫南以及豫西南等地的党组织，使各级党的组织得以逐渐恢复和发展。 

　　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河南党组织的状况，中共河南省委作出了《关于发展组织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大力发展党员，积极整顿、恢复党组织的任务。1937年11月25日，省委又作出《关于发展与恢复党组织问题的报告》，朱理治不遗余力地狠抓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工作，成绩显著。从1937年秋到1938年秋，仅一年时间，就恢复和重建了9个地、市委，使河南省黄河以南的64个县中的59个县建立了中共组织，全省党员由原来的100多人发展到8000多人。各地党组织的迅速恢复和重建，使河南人民的抗日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坐镇竹沟主持中原局工作

　　抗日战争初期，徐州失守后，中共河南省委从开封撤离到确山竹沟，1938年1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机关设在竹沟，负责领导指挥华中地区的抗日战争。此时，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朱理治任中原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兼省委军委会主任。1939年3月18日，刘少奇离开确山竹沟回延安，即由朱理治代理中原局书记，主持中原局日常工作。 

　　在竹沟，朱理治与刘少奇、李先念、彭雪枫、陈少敏、任质斌、张震等同志运筹帷幄、并肩战斗，指挥河南和中原地区的抗日战争，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朱理治在竹沟期间，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动员各级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同国民党各级政权、军队和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利用各种关系、各种形式、各种名义，开展对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的统战工作，特别是对西北军、川军和各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宣传共产党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和统战政策，争取他们坚持抗战，不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搞磨擦，或者在顽固派进攻新四军时保持中立。从而，有效地促进了河南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 

　　朱理治十分注重培养、输送党政军领导干部，发展敌后抗日武装。中原局、河南省委先后在竹沟举办了竹沟军政教导大队、党训班、青训班、地方武装班等各种培训班，培养各级抗日军政干部4000多人，成为中原抗日的骨干力量，并先后从竹沟向敌后派出16批基干武装4800多人，使竹沟成为新四军第二、四、五师的发祥地。早在1938年9月，朱理治领导的中共河南省委，在竹沟组建了370多人的游击支队，由彭雪枫率领挺进豫东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做为中原局组织部长兼河南省委书记的朱理治，遵照中原局的指示，正忙着筹划召开中共河南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将研究撤销中共河南省委、组建中共豫鄂边区党委事宜。原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率部队东进抗日以后，军事部长一直没找到合适人选。朱理治通过一路与李先念的相处和了解，认为他明达机敏，顾全大局，智勇兼备，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是就与中原局委员郭述申商量，将李先念与谭希林调换，让谭去鄂豫皖，把李留在豫鄂边，并立即报告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此方案得到了中原局的批准和中央的认可，李先念就留在豫鄂边区党委工作了。正是由于朱理治的建议，才为后来的豫鄂边区委留下了一位难得的帅才。从此，朱理治和李先念同志在枪林弹雨的革命生涯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1939年元旦前后，朱理治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决定抽调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留守处一个连的武装和60多名干部，组成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任命李先念为司令员，由竹沟南下挺进鄂中敌后。同年3月至9月，朱理治协助刘少奇规划指导豫鄂边区党的工作，派陈少敏率部到豫鄂边区，与李先念部会合，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豫鄂边敌后抗日根据地。 

　　朱理治坐镇竹沟期间，竹沟成了党的干部的培训基地，延安南下干部的转运基地，新四军成长壮大的重要基地，新四军游击武装东进苏皖北，南下鄂中、豫东向武汉外围挺进的出发基地。朱理治等同志在竹沟领导中原抗战，打开了豫、鄂、皖、苏地区敌后游击战争的新局面，使竹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原地区发展的重要阵地和中原抗战的战略支撑点。因而，竹沟被誉为中原抗战的摇篮和“小延安”。

　　运筹开展鄂中敌后游击战争

　　刘少奇回延安后，朱理治代理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他主要领导河南、鄂中、鄂西北三个地区工作。这期间，他十分关注李先念南下游击大队的活动情况，及时予以指导，并将情况向刘少奇和党中央汇报。当时，李先念正在鄂东一代活动。朱理治纵观抗战大局，审时度势，锐敏地发现鄂中极具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条件，他于3月23日致电刘少奇并中原局、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目前应城、安陆一带，友军完全退出。应城县长同情我们，并望我们新四军前去，称新四军去开展游击战争愿给给养，李宗仁亦表示不反对新四军在鄂中活动，且新四军在豫鄂边活动亦已成事实。故我们决定将信阳挺进队五个连和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之六个连合编为新四军挺进游击支队，立即开赴应城、安陆一带活动。这一地区的地方武装亦多，是目前最有利的发展方向。李先念部已去铁路东行动，如那边不能大开展，亦拟调去行动。这一卓有远见的报告，得到党中央、刘少奇的认同，并批准实施。朱理治立即派陈少敏率200余人从四望山南下鄂中，李先念于3月底率部返回路西。6月6日两支部队在鄂中安陆赵家棚会合，陈少敏所率部队编入新四军挺进团。 

　　此前，武汉沦陷前后，陶铸等曾在应城创办了“汤池训练班”，为开展豫鄂边地区游击战争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同时与杨学诚、蔡松荣一道组建了应城抗日游击队（简称“应抗”）。 

　　在几支抗日部队会合前后，鄂中地区国共合作抗日的局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国民党顽固派下令要扣押陶铸，撤销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应城县长孙耀华，企图消灭“应抗”。在此情况下，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部队，要“合法”存在已无可能，必须要有新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