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为创建豫鄂边区奠基(2)

　　6月中旬，中共鄂中区委在京山养马畈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原局关于鄂中抗日武装整编与扩大等问题的指示，就“应抗”是否打出新四军旗帜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和分析。李先念、陈少敏、杨学诚等完全赞同打出新四军的旗帜。 

　　会议期间，6月19日，朱理治以刘少奇和他的名义发来电报，指出：（一）在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于最短期内扩大与创立一支5000人以上的党可直接领导下的新四军。只有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才能在目前及可能的长久磨擦之下，确立我党在鄂中之地位，才有可能应付各种事变。（二）鄂中顽固派正竭力打击“应抗”，“应抗”应立即编为新四军。（三）目前新四军刚到鄂中，应积极活动，打击汉奸、伪军及零星日寇，以便扩大影响，巩固统一战线。顽固派如不进攻我们，切勿找他去打，以免和他做不必要的过度对立，并予他们以造谣之机会。（四）目前先念部在鄂中尚不合法。你们除加紧扩大巩固部队并严加警戒外，要向五战区石专员及其他友军等处加紧统一战线工作，求得新四军之合法。（五）新四军的指挥与编制要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战斗力量。会议根据以上指示和中原局的决策，决定将鄂中、豫南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治委员（不久由陶铸代理）。同时，还决定组成新的中共鄂中区委员会，陈少敏任书记，李先念任委员、军事部长。7月初，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辖四个团）组建完成，司令部、政治部机关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是共产党在豫鄂边地区敌后领导的第一个游击兵团，它的建军对开创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具有奠基性的作用。

1940年1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领导人合影，左起：陈少敏、郑绍文、朱理治、李先念、刘少卿
 

　　创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

　　1939年秋，国际风云骤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加剧反共，正准备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全国范围内将反共磨擦推向白热化。在豫鄂边地区的鄂东，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夏家山事件”，围攻抗日独立游击第五大队。五大队一面坚决抵抗，一面组织突围，大队部机关、一中队遭受重大损失，百余人被害，50余人被俘。 

　　正在病中的朱理治，敏锐地认识到豫鄂边地区乃至中原局面临着危险的局势，他果敢地向刘少奇和党中央提出了应对措施。9月18日，他向刘少奇并中央书记处发电，提议统一指挥豫鄂边区党领导的武装部队，以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提议”，立即得到刘少奇的首肯，表示同意他的主张。 

　　根据形势发展，刘少奇与朱理治决定，中原局撤离竹沟，一分为二，由刘少奇往黄泛区以东，领导鄂豫皖和豫皖苏地区党组织；朱理治往鄂豫边敌后，领导鄂中、鄂西北和河南地区的党组织。竹沟的人员分为三路，一路由刘少奇率300多人到豫皖苏；一路由朱理治、任质斌率600多人南下，与李先念部会合；一路由刘子久安排隐蔽疏散。 

　　朱理治、任质斌率豫鄂边区党委机关、部队600余人，南下四望山，于11月初与李先念部会合。11月中旬，朱理治在四望山龚家湾主持召开豫南、鄂中、鄂东党和军队负责人会议（史称“四望山会议”）。会上，朱理治、陈少敏传达了中原局和刘少奇的指示，宣布筹建新的豫鄂边区党委，对豫南、鄂中、鄂东的党和军队实行统一领导，并将这三个地区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建立了纵队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纵队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朱理治任纵队政治委员兼纵队委员会书记，李先念任纵队司令员，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陈少敏任豫鄂边区党委代理书记，郑位三（拟任书记，未到职）、李先念、陶铸、任质斌、杨学诚、刘子厚、夏忠武、吴祖贻、程坦等为委员。至此，豫鄂边区的党组织和部队实现了全面统一。这次会议，为迎击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做了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 

　　四望山会议后，朱理治等又南下到鄂中京山县八字门，主持召开新的豫鄂边区党委第一次会议，对人事工作进行了安排：郑位三任书记（未到职，由陈少敏代理），李先念任军事部长，杨学诚任组织部长，夏忠武任宣传部长，陶铸任统战部长，统一领导豫南、鄂中、鄂东的党组织和党的武装力量。

　　1940年1月3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亦在八字门正式宣告建军。司令部设参谋处，军需处；政治部设组织科，宣传科，锄奸科。纵队下辖五个团队和三个总队，以及随营军事学校。此时的豫鄂挺进纵队已成为与新四军第一、二、三、四支队并驾齐驱的一支抗日武装部队。 

　　为了统一领导全边区党政军民的工作，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以边区党委和纵队主要领导干部为成员的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朱理治为书记，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刘少卿等为委员。这样，朱理治成为当时在豫鄂边区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这时部队的合并整编都很顺利，为而后新四军第五师部队的整编合并奠下了良好基础。在组合过程中，朱理治同志起了积极作用。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诞生，对于进一步扩大与巩固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对此，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武汉附近新四军挺进纵队（有九个团）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次经验证明了一切敌后地区，不论在华中或华南，我党均可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并可以存在和发展，但其先决条件是地方党应有组织武装的坚强决心与工作布置，有不怕与顽固派磨擦的勇气与意志。”

　　1940年3月，朱理治奉调回延安，由任质斌代理书记和挺进纵队政治委员。半个世纪后，任质斌同志回忆当年，讲述了朱理治对创建挺进纵队与豫鄂边区根据地重大贡献：一是他在南下途中，经过深思熟虑，就起草了关于创建豫鄂边根据地的文件，包括部队工作、党的工作、根据地建设、统一战线工作等内容，比较全面地勾画出关于创建豫鄂边根据地的轮廓。二是召开八字门会议，讨论根据地与部队加强建设的问题，提出放开手脚，尽可能扩大队伍和建立更大的根据地。三是亲自参与制定和确立了挺进纵队东进大小悟山的发展方向。四是协助豫鄂边区党委安排了地方工作。 

　　朱理治自1937年5月到河南恢复和重建中共党组织、筹建河南省委开始，至1940年3月离开豫鄂边区奉调回延安，在这近三年的时间里，以其卓越的智慧、才能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错综复杂、形势多变，敌、伪、顽夹击的豫鄂边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创建豫鄂边区根据地，创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等做出了重大贡献，圆满而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交给他的艰巨任务。他是豫鄂边区的奠基人！

　　（作者系新四军五师老战士，原广东省航运厅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