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朱理治与党的东北军工作(3)

　　我父亲到西安之前，成立抗日同学会已在酝酿之中。他和叶剑英商量并报经周恩来同意，决定支持张学良建立这个组织，批准刘澜波、宋黎等中共党员加入其中，并可进行入会“宣誓”。[ 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6页。]抗日同志会于1936年9月正式成立，张学良亲任主席，初期只有13人，共产党员占了8人，但其核心始终是东北军的总部参秘室主任应德田和孙铭九等东北军少壮派军人。我父亲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多次提到这个组织的事。9月2日报告说：“现在同志会已经开始，只是这种组织与目前政治上的问题犯了同一种毛病······把它看作比CP（指中共）还要严密。”“我意使这个组织成为我们过去所要求的张学良自己的政治团体。”[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11月4日报告说：“东北军中目前急迫地需要有一个本身的领导的组织，这在今天是不能由党来代替，而必须由东北军本身中的优秀与先进的左倾分子组织起来，才能成功······但他们对于我党的同志都有很大的戒备，而他们本身又不能使自己的工作发展起来。”[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12月3日报告说：“在我校（指中共地下党）的推动下，现在同志会小组是编成功了，五个小组长内，有我们四个同学（指中共党员），并且吸收了我们两个同学参加了中央委员，并通过了两个月扩大120人的计划，这表示出同志会是开始转变了。”[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到12月初，有四个师长加入了同志会。[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成立学兵队是张学良受宋黎建议创办东北军陆军学校的启发而想出的主意，他认为蒋介石不会同意办陆军学校，但招收学生当学兵、办学兵队还是可以的。他把这件事交给应德田和孙铭九等亲信具体实施，从1936年8月开始筹办。第一期学员是从北平招收的80人，东工委将其中的28个党员组成了一个支部。接着，第二期130人、第三期300人也陆续到来。三期学员中共有150个党员，我父亲和刘澜波商量，让身为东工委宣传部长的宋黎分管党在学兵队中的工作，并在学兵队中成立了一个总支部。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还提到，从北方局选送来的学兵队党员中抽出八位，办了一个训练班，准备分到各军、师中去。据后来宋黎回忆，这八位党员中有徐明、窦子安、赵化南、金明等，由刘澜波和他出面推荐，直接分配到了东北军部队。[ 宋黎：《我所了解的东北军地下党》，载《党史纵横》。]毛泽东对学兵队十分重视，曾在给刘鼎的电报中提出：“学兵队的教材，可请理治编，教员由南（南汉宸）、波（刘澜波）找平津的同情分子担任。”[ 《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我父亲但考虑自己在西安是秘密身份，不便出头露面，加之备课耗费时间、耽误工作，所以只以大学教授名义，到学兵队讲过三个小时的社会发展史。[ 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6页。]

　　东北讲武堂同学会是当时东北军中最大的群众组织，有两千多名会员。它于1931年成立，后来张学良将东北地区各种军事教育机构都并入其中，亲任总监，故东北讲武堂同学会与张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为了帮助张学良巩固东北军，我父亲与东工委商量，让地下党组织掌握其领导权，推动它健全总会各部门工作，在各师建立联络员制度，进而成立分会，并准备条件成熟时，使其整体加入抗日同志会。另外，还准备成立一个妇女问题研究会，“把东北军的军官太太也组织起来。”[《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1936年6月，张学良为培养东北军的骨干力量，在西安郊区王曲镇创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每期集训一个月，第一期有120名学员；从第二期开始，第十七路军的军官也加入其中，每期500多人。张学良、杨虎城经常去训话，鼓动学员的抗日情绪。蒋介石也很注意这个训练团，于10月下旬到西安时，还专程去训了一次话。我父亲在11月4日的报告中汇报了这件事，写道：“蒋在军训团讲话中，除前电数点外（未见到这份电报——笔者注），并谓‘谁要对剿匪动摇，谁要提出联俄、联共，我一定要打倒他。’蒋之演说，在军训团中发生了极大的不满。”他还说：“在蒋未来之前，利用我们影响下的报纸做了一些宣传，欢迎蒋来领导抗日。蒋在军训团发表演讲之后，我们影响与领导下的一些报纸作了一些批判，并写了两个演说稿子，到军训团中找人演说，批驳蒋之演说。”[《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鉴于军官训练团的抗日倾向，只办了四期便被蒋介石勒令解散了。

　　在负责领导东北军地下党方面，党中央交给我父亲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他刚到西安时，东工委仅有一二十个党员，在10月11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他称赞东工委“组织虽小，但活动范围很大，同志一般都积极干练。因此，党在多种群众组织中以及最近各方面活动中，起了积极的领导作用。同志的情绪很高，个个活动能力都不坏。”[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由东工委领导介绍入党的解方、贾陶、王再天、栗又文等东北军总部的校级军官，也都深受张学良的信任和器重，在各自岗位上积极而巧妙地为党工作。在中央正确方针和有关地方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东工委的组织发展很快，据我父亲1937年3月东北军东调时给中央的报告，那时党员数量已达到二百三四十人。

　　在党的工作方面，我父亲的另一项任务是通过东工委推动建立和扩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影响和掌握宣传舆论工具。10月上旬，东工委以抗日同志会青年部的名义，发起成立了东北民众救亡会。我父亲在成立大会召开当天的10月11日报告中说：在召开筹备会时，到会17人，包括东北军总部办公厅主任洪钫派，左派群众和地下党组织的代表。这个组织“是比较同志会更带群众性的。我们正和东北军的其他派别谈判，吸收更多的派别下的群众来参加，同时，决定把这个组织完全公开，准备到国民党政府登记去······我们现在决定，仍使这个组织偏重在青年方面，同时在目前同志会极端关门的情况下，把它变成东北民众总的群众性质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前途是很大的，我们现在已取得了这个组织的领导权。”[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在这个报告的补充部分，我父亲又汇报了成立大会的情况，指出：“这是抗日运动中很有意义的一件事，表示东北民众由散漫而走到团结一致抗日。它的成立同时给予了西北抗日运动以很大的推动。它已争取到西安公开存在的地位。这表示此地幼年的党，已能够在中央新的策略之下，开始担负起建立东北军内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11月4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又提到“东救会”，说它已扩大将近300人，“急需打入军队中”，[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一些军、师单位已允许它派人去活动。在12月3日的报告中，他说已有八个团长参加了“东救会”，并把王以哲、董英斌、吴家象等东北军上层人物也“拉了进来”。“东救会”还派出三个代表，见了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邵力子，“邵表示他同情共党的联合抗日的主张，他很希望共党有人来和他谈谈。”[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另外，东工委趁张学良改组东北军机关报《西京民报》的机会，推荐了一批中共党员，如魏文伯、陈翰伯等人过来，在宋黎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党支部。同时，我父亲还遵循党中央的政策、方针，注意纠正错误偏向。例如，他在12月3日的报告中说道：要“尽力纠正宣传及行动中‘左’的倾向，如《西京民报》等公开反蒋的文章，及西北各界救国会筹备会的狭隘工作方式。”[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为了贯彻中央“逼蒋抗日”的方针，东工委利用一切机会发动群众请愿、示威、游行。我父亲在10月11日报告中汇报了地下党组织利用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策划东北讲武堂同学会动员200多会员向张学良请愿抗日的事。他说：为了防备法西斯（指国民党特务机关）出来压迫群众，有一部分人带了武器。东工委还策动东北大学西京校友会、东北讲武堂同学会等团体发起万人集会，大会发了宣言，会后游行到“西北剿总”，由学生递交了“上副司令（指张学良）请愿书”。张学良身着军装出面接见，激动地表示收复失地的决心。10月，鲁迅逝世，东工委与西安地下党组织通过组织鲁迅追悼会，举行了要求反对内战的群众集会游行。11月，绥远抗战爆发，东工委和中共西北特支领导“东救会”、“西救会”和西安学联等群众团体掀起了援绥高潮。针对蒋介石在西安做出的援绥表示，我父亲在11月4日的报告中说：“目前时局若无其他变化与重大压力加于蒋氏，则出兵援绥，很大可能成为一种姿势与手段，表面上领导抗日，而实质上是拆散西北联合战线，进攻红军与解决东北军。在这种形势之前，我们决定此地党的策略是：帮助东北军的巩固，反对它的破坏者；推动西北统一战线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来逼迫南京改变现在的态度。”[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报告中还汇报了几项具体工作，如由“东救会”发起，向蒋介石写请愿书，召集24个团体的代表签名等等。“推动西北联合，组织援绥联军，决定G（指高崇明）同志推动杨（指杨虎城）。”“G以语激杨，杨谓西北局面，张（指张学良）负领导地位，如张干，彼一定受他领导。”[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12月3日报告中，他说依照中共“前次来信所提示”（未见到这一指示信——笔者注），“抓紧了扩大援绥的运动，使军民的注意力集中到绥远问题。”“首先，‘东救会’发起募捐，并派了代表到绥远慰劳。”“在西安我们所领导和影响下的报纸，除《西京日报》之外，都能够抓紧这一运动扩大宣传。”“全西安的绥战后援会（即各界救国会）已经有20多团体发起，日内即可成立。”“蒋二次来，此向下正准备大的请愿运动。”[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蒋介石再次来西安后，进一步逼迫张、杨“进剿”红军，提出否则要将东北军、西北军调出陕甘，且私下决定让蒋鼎文、卫立煌取代张、杨。张、杨向蒋哭谏无效，遂考虑“兵谏”。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东工委和中共西北特支发动“东救会”、“西救会”、西安学联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12月11日，即西安事变爆发前一天，我父亲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详细汇报了这次行动的情况：“请愿示威一共动员了5000多人（实际去了一万人——笔者注），学生居多；还有不少民众。东北军及‘绥署’（指国民党‘绥靖公署’，由杨负责）的士兵表面上是来防备，实际上也部分的参加，并保护这个请愿。向邵力子请愿时，邵的答复，学生表示不满，结果学生驱走了他，以后又冲出了北门，到临潼向蒋请愿。直走到灞桥，与军队相持不下。后张去，完全接受了学生要求，并表示一星期内，一定给各同学事实答复。”报告中还说到下一步的计划：“这星期内，准备：（1）把后援兵（指援绥）正式成立起来。（2）组织绥战义勇队，出发援绥。（3）广泛宣传，组织游艺宣传大会。待下星期张答复后看情况，准备更大的向蒋之请愿活动。”“第二个方法，便是设法动员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将官、士兵，请缨、请愿、签名，以至于士兵的（骚）动。”[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然而，这些计划还未等实行，张、杨就在第二天扣留了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即电告中共中央。党中央立即复电，除答复军事部署外，表示周恩来拟去西安“协商大计。”12月16日，在东工委和中共西北特支共同策划和领导下，西安举行了十万人集会，支持张、杨的义举，张、杨上台讲话，申明主张。17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20日，周在孙铭九家中听取了我父亲的汇报，指示他继续担任中央特派员，领导东工委，同时参加陕西省委，并搬出孙家，在外面另立机关。[ 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6页。]这时，西安事变虽然得到了和平解决，但因张学良陪蒋回南京被扣，引起东北军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分裂，发生了应德田、孙铭九等主战派军人枪杀王以哲将军的“二二”事件。为防不测，中共代表团除周恩来外，均于2月3日撤出了西安。二二事件前，我父亲患肺炎住进了医院，故代表团中负责与他联系的博古撤离前，专程到医院看望我父亲，告之已安排东工委在他高烧退后即护送他出城。2月10日左右，东工委弄来一辆卡车，由东北军团长、地下党员贾陶带着几辆摩托车，护送我父亲出了城，辗转到红军总部所在地三原县云阳镇养病。

　　3月底，我父亲在耀县召集东工委刘澜波、宋黎、高锦明等人开会，研究东北军东调后的工作及人事安排，然后到西安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得到批准后，正式形成了向中央书记处的书面报告：“东北军工作近况及新的布置”，以及附件“‘双十二’事变中东北军党的活动的教训”。[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1-38页。]4月底，我父亲回延安参加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并在会议期间写出《东北军工作经验总结》，由中央秘书处印成小册子。[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7页。]5月初，中央任命他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当时的河南省委兼管皖北、苏鲁边、豫鄂边党的组织，而这些地方刚好是东北军东调的新驻地，故他赴任后，也参与了对原东北军部队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不过这方面情况从已公开的资料中仅看到零星披露。

　　前面已经说过，从我父亲做东北军工作的经历清楚地看出，西安事变虽然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商量决定的，但却是在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和“逼蒋抗日”方针的作用下，在党的东北军工作的推动下发生的。它充分说明了，我们党的确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党和中华民族一切深明大义的仁人志士，为着中国的自由、独立和富强，不屈不挠地奋斗，都付出了巨大牺牲。我们今天纪念西安事变80周年，最重要的就是铭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推动张学良、杨虎城转变立场、团结御侮所建立的丰功伟绩，铭记张学良、杨虎城、王以哲等爱国志士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所作出的历史贡献，继承和弘扬他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奋斗。

　　（本文刊载于《百年潮》2016年增刊第2期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80周年专辑。作者系朱理治先生次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