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朱理治与党的东北军工作
辛亥革命网 2017-01-15 17:49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朱佳木 查看：
今年是西安事变80周年，《百年潮》杂志社知道我的父亲朱理治当年从事过党的东北军工作，故约我写一篇纪念文章。
我父亲去世较早，生前很少对我们讲他的那段历史，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冲击，经常被机关造反派勒令写“历史交待”，还要为其他受审查的干部写历史证明材料，有时需要我帮他做文字工作，所以向我讲述了一些有关东北军工作的情况。他去世后，我又在有关部门编辑纪念他文集的过程中，看到了一些他做东北军工作期间的电报和报告，因而使我对他的那段经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朱理治
我父亲从中央红军到陕北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参与党的东北军工作约有一年零五个月。其间大体可分为三段：第一阶段是1935年11月至1936年5月在中共陕甘省委书记任上做东北军工作；第二阶段是1936年5月至8月在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任上做东北军工作；第三阶段是1936年8月底至1937年3月在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任上，前往西安帮助东北军做政治工作，同时负责领导东北军的地下党组织。通过对他这三段经历的了解，我得到了一个总的印象，那就是西安事变虽然具有突发性，但也蕴含很大的必然性；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事变前虽然没有告知我们党，但他们能够毅然举事，则是我们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逼蒋抗日”方针的作用，以及我们党对东北军长期深入工作的结果。
要说我父亲参与党对东北军的工作，还要从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说起。中央红军是1935年10月中旬抵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今吴旗）的，1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将原来的陕甘晋省委改为陕甘和陕北两个省委，并任命我父亲为陕甘省委书记。随后，中央又决定在当地红军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红28、29、30军，任命陕甘省委军事部部长萧劲光和我父亲分别兼任红29军的军长和政委。在1936年2月至5月红军主力东征期间，陕甘省委和红29军的中心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苏区。当时的陕甘苏区从甘肃陇东到陕晋交界的黄河，东西狭长，但南北较窄，只有10个县6万人口；另外，刚成立的红29军大部随红军主力东征，留下的兵力很少，然而进攻苏区的东北军倒有6万之众。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局面怎么办？我父亲在他的回忆录《往事回忆》中说，他参加了瓦窑堡会议，亲耳听过毛主席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从中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4页。]所以，省委的办法就是按照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集中力量做好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由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是一支“亡国”的军队，虽然被蒋介石先后派往鄂豫皖和陕甘“剿共”，但从上到下充满国恨家仇，弥漫厌战情绪。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早在直罗镇战役歼灭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后，便发布了《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不论哪一派，不论一军一师还是一连一排，不论打没打过红军，都愿与他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组成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联合起来，打日本救中国”；[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2页。]接着，又通过此前红十五军团榆林桥战役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同张学良本人建立了直接联系，为各级各方面开展对东北军工作奠定了基础。红军主力东征前，张闻天、周恩来多次致电我父亲和陕甘省委，通报东北军情况，指示他们做好东北军工作。[ 《周恩来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页。]为此，我父亲曾派省委白区工作部负责人刘培植代表萧劲光军长，前往省委所在地对面的东北军67军107师，做刘翰东师长的工作。他本人在得知该师参谋长也姓朱后，即亲笔去信，说我们都是朱洪武的后人，不要同室操戈，让外族灭亡中国。省委还指示守卫机关的两个连与107师部队搞联欢，给他们代购给养，相约互放空枪，使这个师“成为东北军中与红军建立友好关系最早的一个师。”[ 刘培植：为纪念朱理治同志诞辰100周年而作，《朱理治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据我父亲回忆，红军主力东征前夕，毛主席曾亲自找他去了解主力走后省委巩固苏区的部署，当听过他的报告后，“表示放心。”[ 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