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朱理治与党的东北军工作(2)

　　红军主力1936年2月东征后，我父亲和萧劲光就做东北军工作的问题，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之间频繁来往电报。仅从公开文献看，那段时间中央领导人直接或间接给我父亲和萧劲光的电报就有10封，而我父亲或以个人名义或和萧劲光联名发出的电报也有14封之多。中央领导人的来电一般是通报上层统战关系达成的协议，询问苏区敌我友三方的动态，指示对东北军在蒋介石威逼下进攻苏区和争取东北军合作抗日方面应采取的策略；我父亲和萧劲光的发电大多是汇报东北军和国民党政训部门的动态，以及做东北军统战工作和巩固、扩大苏区斗争的进展情况，提出对有关问题的请示和建议。例如，1936年3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我父亲和萧劲光，告知王以哲要派兵到甘泉换防，我方已同意，指示无论王是否好意，都不得对王部攻击。[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页。]再如，4月21日，我父亲先以个人名义后以他和萧劲光两人名义，分别给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及周恩来发出两封电报，报告我方与东北军既敌又友、既武又和，以及当地地主豪绅向群众反扑的情况，并提出向西向南扩大陕甘苏区的具体建议。[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时隔3天，张闻天、周恩来复电，表示同意陕甘省委关于和战交错使用的策略，指示他们对国民党政训处的进攻及地方豪绅的反扑必须坚决打击。[ 《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996页。]我父亲回忆说，红军主力东征期间，他在党内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介绍与东北军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经验，毛主席看到后曾给他写过一封信，给予鼓励。[ 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5页。]

　　1936年5月初，红军主力完成东征任务，返回陕甘苏区。为配合此后向宁夏、甘肃方向进行的西征，以及进一步做好东北军工作，党中央政治局在5月17日的常委会上决定撤销陕甘省委，成立陕甘宁省委和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陕甘宁省委书记由李富春担任，中央东工委由周恩来任书记，调我父亲任委员兼秘书长，委员中还有叶剑英、李克农、李涛、边章五等人。中央东工委成立不到一个星期，中央政治局又于5月23日召开了一次常委会，专题研究东北军工作。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在听取我父亲的报告后相继发言，总的精神是要在抗日问题上进一步接近东北军，争取东北军中的大多数；强调红军和东北军都是抗日的部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对东北军的政策不是瓦解它而是巩固它，要帮助东北军在内部成立抗日会、俱乐部等组织，以团结其左派，打击法西斯反动分子。[ 《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327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3页；《周恩来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17页。]

　　在中央东工委秘书长的岗位上，我父亲协助周恩来做了两件事。一是参与部署我党在东北军各驻地设立专做东北军工作的委员会或办事处，如在安塞工委下面设立了安塞、枣园两个办事处，在延安工委下面设立了牡丹川、富川、川口三个办事处。其间，他还陪同叶剑英视察过安塞、高桥、下寺湾一线的东线工作委员会（简称东线工委），在安塞、延安召开过两县的东工委会议。[ 《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二是参与起草了《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这个文件是中央东工委根据中央政治局5月28日会议关于建立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的方针而代中央起草的。文件共6000多字，分十个部分，于6月20日发布。其要旨可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东北军由于所处的亡国奴地位及红军对它的革命影响，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其内部觉悟程度极不一致，正是东北军工作的出发点。第二，对东北军工作的目标不是瓦解、分裂它，也不是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它在抗日纲领下团结起来，成为红军的友军；对于其在蒋介石与政训处欺骗下的进攻，要给予军事打击，但打击的目的不是消灭它，而是为了争取它。第三，对东北军工作的关键是使其摆脱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集中火力进攻蒋介石和政训处；同时，不放弃对政训处的分化工作。第四，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要上层下层同时并进；对上层要接近，竭诚提出我们的主张，诚恳回答他们的问题，协商解决他们遭遇的困难；对下层要从约定互不开枪到互相联络，使他们对进攻苏区的命令消极怠工、敷衍塞责。第五，帮助东北军物色、教育一批自己的积极分子，使他们在内部组成一个坚强的核心组织，并普及到军、师、团中，但不要替它包办一切。第六，要选派最好的同志到东北军内部去工作，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吸收优秀分子入党，但要以抗日积极分子面目出现。第七，凡有东北军驻扎的地方，争取东北军的工作都应是那个地方党的中心工作；要在与东北军有协定的地方设立办事处，并以东北军部队为对象设立流动的工作委员会或特派员，随着部队移动。这个文件对于开展东北军工作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此后的东北军工作除了很快根据中央决策将“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方针外，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文件的原则而进行的。

　　文件发出一个月后，中央政治局于7月27日再次召开专题研究东北军工作的会议，由周恩来作了关于中央东工委的工作报告。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这个时期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有很大进步，可谓很好的模范；同时表示，过去工作方针是以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建立联合战线为序排列的，今后要变更一下，“把建立联合战线放在第一位，对东北军、对杨虎城部队、对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2页。]周恩来说：“东北军忽视内部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一般军人对张学良依赖甚深，如张万一被扣，他们便束手无策。建议加强对东北军的宣传工作。”[ 《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348页。]张闻天说：“工作委员会有很大成绩，说明中央对这一工作指示的正确”；同时提出，要大胆地在东北军中发展党的组织。[ 《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348页。]

　　由于此前张学良多次提出希望我党派人去帮助他，加之原属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的东北军地下党（称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组织关系于6月份转给了中央东工委，潘汉年在莫斯科、上海、南京同国民党官方会谈国共合作问题后也抵达了陕北苏区，故中央决定派潘汉年、叶剑英和我父亲三人到西安，同已在张学良身边做秘书的刘鼎一起协助张工作，并将此决定在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化名赵天、赵来、赵古、赵东，于8月9日给张学良的信中通知了他，说“叶剑英帮助军事，朱理治帮助政治工作”。[ 《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355页。]另据我父亲回忆，周恩来在8月上旬和他谈话说，中央决定叶剑英、彭雪枫和他去西安做东北军工作，叶、彭搞上层统战，他作为中央特派员，领导西安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 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5页。]

　　此后不久，我父亲即由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经东北军占领的延安，到了东线工委所在地安塞。在那里他看到了周恩来留下的几封指示信，也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约定了给中央报告用的暗语，如中央为“钟哥”，东工委为“公司”，周恩来为“董威”，叶剑英为“一兄”等等，他自己化名“玉台”或“王允”。随后，他由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刘向三等人护送，于8月30日化装进入西安城，与刘鼎接了头，并由刘翰东师长安排，以东北军学兵队教员名义住进张学良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家里（此时学兵队刚刚组建，编制就放在卫队二营）。在此前后，叶剑英、彭雪峰、潘汉年到西安，也是住在孙家，不过他们都身负多项使命，故来来往往，并不常住，唯有我父亲任务相对单一，一直住在那儿，直到西安事变发生，总共住了103天。

　　这段时间里，我父亲的工作一方面是不断向中央汇报西安城内特别是东北军的政治动向，以及地下党的情况，分析国统区的形势供中央参考，并请示有关工作的具体问题；另一方面是不断通过东北军地下党组织贯彻中央“逼蒋抗日”的方针（就在我父亲去西安前，中央决定将过去“抗日反蒋”的方针改为“逼蒋抗日”）和有关指示精神，帮助东北军做政治工作，并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事实说明，西安的东北军工作完全是由党中央领导的，也都是通过东北军地下党组织进行的，我父亲实际上处于党中央和东北军地下党的一个中间环节。

　　首先，我父亲在西安的工作，都是根据中央的政策、方针，受中央指示的。而中央的指示一般是经刘鼎的电台（中央与张学良之间早在此前半年就建立了密码联系）和来往于苏区、西安之间的叶剑英、潘汉年等人传达。例如，我父亲到西安第三天，在给周恩来并转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到：“一兄（指叶剑英）来此，传达中央最近的政治分析与策略运用。我完全同意，并要把这些指示，在我的工作范围内实行起来。”“中央指示‘统一战线越宽越广越好，党的组织越严密越好’，用这种要求作为尺度来考察此地的党，还是相差很远。”[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在1936年11月4日的报告中又说：“周来信指示关于同志会的性质、其与救亡会之关系及党对它的策略，对于我们很重要，我们完全同意。”[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其次，我父亲对于党中央政策、方针和指示的贯彻，都是通过东北军地下党即西安东工委进行的。他到西安后，很快和东工委书记刘澜波接上了关系。那时，东工委领导班子成员中还有孙达生、苗勃然、宋黎。在西安的头一个月，我父亲每周在刘的堂兄东北军105师师长刘多荃家中与刘见一次面，了解情况，布置任务。后来，我父亲和东工委的领导班子在西安郊外还开过几次会，由他根据中央文件讲解时事政策，同时讨论地下党的工作。由于东工委领导成员在东北军中都有公开身份，所以11月绥远抗战爆发前后，刘澜波、苗勃然、孙达生等人被分别调离西安。此时恰值蒋介石飞抵西安，部署西北“剿共”，为贯彻党的“逼蒋抗日”方针，我父亲便和留在西安并在东北民众救亡总会、西北学生救国联合会中有负责职务的宋黎天天到公园接头，布置西安的救亡运动。他回忆说：“从11月下旬到西安事变前的二十天，西安几乎每天都有学生游行示威。”[ 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6页。]

　　在帮助东北军的政治工作方面，东工委的工作主要是根据中央的政策、方针、指示，推动和参与张学良建立以他为核心的东北军秘密政治组织——抗日同志会，引导东北军学兵队接受抗日和进步的教育，组织地下党员以合法身份到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课、做宣传，安排地下党员掌握东北军中的东北讲武堂同学会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