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三怪”在武汉抗战前后(5)

　　三、湖北“三怪”的结局

　　抗战期间的湖北省政府中，存在着严、石、张与陈诚及其亲信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影响到“三怪”的结局。

　　1938 年 6 月，蒋介石改组湖北省政府后，作为湖北省主席的陈诚身兼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忙于军事，无暇兼顾，省主席由严立三代理。湖南长沙人柳克述任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这位柳克述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著有《土耳其革命史》、《不平等条约概论》等著作。后投身国民党军政界，曾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秘书长。他是陈诚一手培养起来的，在省政府里以陈诚的实际代理人自居，对代理省主席严立三处处掣肘，使严立三不能有所作为。他的一些做派也令张难先、石瑛不满。

　　柳克述与张、石二人的摩擦激化是省政府迁到宜昌以后。省政府西迁时，张难先是随大部队先到宜昌的，秘书长柳克述后到。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张难先要求柳克述召集各厅处负责人商讨进行事宜。柳克述回答说：“都曾与我见面者，开会委员不足人数。”张难先说：“在省每星期举行会报，厅长无暇出席者，派科秘列席。此处应赓续此会，以明了各厅处之政情，并商讨一切。”在张难先的一再要求下，柳克述才召集省府办公会议。张难先认为柳克述不愿开会，是想借此机会专擅，“甚不欲有此举动，以碍其弄权也”。[严昌洪等编：《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1页。]柳克述专擅弄权之事，主要是指安韩公路建设。

　　安韩路是宜昌河西安安庙至省政府所在地韩家坝的路。自省府决定迁韩家坝时，已派人会同宜昌地方官员组织民众修筑了一条人行大道，长约20里，宽丈余，手车、肩舆俱可通行，张难先等以为改善一下或稍为整理即可供省府人员来往。但柳克述等人为了方便自己可乘汽车由宜昌前往韩家坝办公，在未列入办公会议讨论案的情况下，私下决定扩充为可通行汽车的公路。柳克述和建设厅长郑家俊擅用省政府名义发号施令，征用民工五六万，大兴土木，强征工料，限期很急，造成群众不满。张难先通过外间舆论得知政府对于安韩路将大兴土木后，认为问题严重，才与石瑛开始注意此事。在9月28日会报时，张与石两位省府委员把安韩路问题提出讨论，柳克述则支吾其词，终决议为仅整理安安庙至偏岩子之人行道（约五六华里），不建汽车路。岂知10月5日，《武汉日报》载有宜昌第一区奉令重修安韩公路，需工五六万。县府、区署拟派员前往各乡督催征工等语，张与石极感诧异，同赴省府质问柳克述。柳则狡词搪塞，谓此系报馆错误，答应去信嘱其更正。两天后，《武汉日报》果然刊载省府来函照登一条，称安韩公路最近只零星修补，并无征工五六万大举重修之计划。张难先与石瑛以为确系记者讹传。次日来客告知公路仍在大力抢修，甚至拉来许多妇孺，叫苦不堪。两人惊讶之余，于10月9日亲往施工现场勘察，才知柳克述称无此事都是欺蒙之言。于是查阅文件，乃知柳于9月29日已用府令，催李专员转饬宜昌县长，迅即征工六万一千名，星夜赶筑。28日会报记录，则秘书处已将当时商决“不建汽车路”一句删去了。张、石二人见柳克述欲摆其非汽车不坐之架子，致劳民伤财而不恤，十分愤怒。他们致函陈诚、严立三，揭露柳克述盗窃职权、劳民伤财种种恶劣行径，同时提出辞职。[严昌洪等编：《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1－563页。]

　　严立三到宜昌时，石瑛、张难先已经先往建始、恩施去了。此时，湖北大片土地已相继沦陷，警报频传，人心动荡，时局阽危，使严焦头烂额，失去张、石臂助，更觉孤掌难鸣，到1939年初，感到无法打开僵局，与张、石反复磋商，决定辞职求退。经蒋介石挽留，并正式任命严立三为代理省主席，才勉强支撑。但陈诚的省主席职并未开缺，严立三作为代主席兼建设厅长，张难先作为委员兼民政厅长，仍继续处于左支右绌的困境。到1940年秋，陈诚回任省主席，严立三、张难先乃挂冠而去，连省政府委员也不当了。

　　石瑛辞职后，曾卜居建始县一段时间。1939年9月被选为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他所主持的参议会，作为民意机关，除了前面提到的弹劾朱一成，斥责徐司令外，参议院对陈诚的质询甚至引发了“政府危机”。在对省府各项有利于国家民众的措施多方给予支持和协助的同时，对省政府也进行严格的监督。一部大型机器从武汉撤退至宜昌时运至万县搁置，而撤退到恩施的省府又等着急用，负责运机器的人却坐视不理，并想乘机拍卖发国难财。省临时参议会为了弄清真相，照章通知省主席陈诚到会答复。陈未至，派来的代表几经议员追查质询，答复均不得要领，因而督促陈诚亲临面复，搞得陈诚很难堪，大为激愤，但对石瑛不敢发作，竟以辞职相要挟。石瑛则立即提出辞职以相对抗，双方坚持不下。最后还是陈诚登门拜访石瑛，当面疏通意见；石瑛也看到“府会之争”形成僵局，必对抗日救国的大局不利，就由省参议会通过“挽留陈主席”的“决议”，而体面地结束了这场“政府危机”。[石聿俊：《“民国第一清官”石瑛》，《炎黄春秋》2003年第10期。]

　　一九四三年，陈诚调离恩施，由陈诚系的民政厅长朱怀冰代行省主席职务，朱还兼任省粮政局长。一次在省临时参议会全体会议上朱怀冰作粮政报告并接受议员质询。议员们所揭发的各地粮政弊端及粮政局官员的腐败贪污问题很严重，朱怀冰竟推卸责任地说：“我实在干不下去了！我真不想当这个粮政局长，是没有办法，我才来兼这个局长的。我只能搞到这个样子……”这时，正患严重风湿关节炎，站立、步行都很困难的石瑛猛然把桌子一拍，从议长席位上站起来大吼道：“朱怀冰！谁叫你当这个粮政局长了？老百姓没叫你干，我也没有叫你干，哪个叫你干的？你干不好，为什么还要干？你害百姓！”搞得朱怀冰下不了台、无地自容。副议长胡忠民赶紧站出来转圜，宣布暂时休会，朱怀冰才灰溜溜地走下台来。不久，朱怀冰的粮政局长职务由上面派来的王冠吾接任。[石聿俊：《“民国第一清官”石瑛》，《炎黄春秋》2003年第10期。]

　　湖北“三怪”的“怪”脾气，使他们在省政府中遇到不能容忍的事情就辞职，辞职以后又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结果他们的结局都不怎么好，石瑛、严立三因病早逝，只有张难先勉力支撑，到恩施、宣恩过了一段时间艰难的隐居生活，1942年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情况才有所好转。他后来见到新中国的诞生，并为新社会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石瑛于1943年12月4日病逝于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关于其死因，著名学者吴相湘说：“民国卅二年春，石力疾主持临时参议会会议历十余日，会毕而足部痿痹。自是日就衰损，是年七月，就医重庆中央医院，终告不治。”[吴相湘：《“民国以来第一清官”——石瑛》，台北《湖北文献》第30期。]石瑛儿媳柯蕙荣认为其公公本来身体魁梧，体质强健，可是由于生活过于艰苦，工作又很繁重，终以劳瘁致疾。[柯蕙荣：《我的公公石瑛先生》，《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

　　生活艰苦，对于严、石、张三人来说是有共性的。

　　克制物欲，不以个人私事耗费一文公帑，是严立三一生做人的根本精神。陈诚回任省主席后，本来严立三仍被任命为省政府委员，但他坚辞不就，不领委员薪金，不参加省府例会，结余下来的经费一文不取，带着部分保安部队官兵在宣恩长潭河晒坪垦荒。他两袖清风，一贫如洗，甚至连衣食都不周全，厨房里什么都没有，经常是就着豆腐乳喝稀饭，别人送米送柴也不收。带病到宣鹤联中义务教书，校长炒两个鸡蛋留他吃饭也被谢绝。终因积劳成疾，一病不起，1944年4月30日去世，终年才52岁。陈诚在其《石叟丛书》中追忆严立三一生时说：“综观他一生，可以说是苦死的。”[ 转引自欧阳骅：《湖北“三怪”》，肖志华、严昌洪主编《武汉掌故》，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324页。]

　　由于1937年底至1940年8月期间，严、石、张“三怪”或“三杰”俱在湖北省政府任职，时人誉之为“贤人政府”[王俊杰：《龙洞河走笔》]。但由于他们的“怪”脾气，先后辞职离开省政府，未能将“贤人政府”延续下去，更未能一展自己的抱负。究其原因，我们以为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他们的“怪”性格与当时官场的普遍宿弊之间存在冲突。尽管是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官场上仍然存在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和无作为、乱作为等弊病，而三位贤人洁身自好，不随流俗，而且疾恶如仇，眼中容不得一粒沙子，遇到像柳克述那样的官员“决议违反，只有质问。质问欺骗，只有辞职”。当时的官场上难以容纳下他们这样正直之士，坚持自己的原则就只能是悲壮的失败。

　　二是他们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与国民党部分官员破坏团结抗战的冲突。尽管是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时期，国民党内一部分官员仍然把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共产党人视为心腹之患，必欲除掉而后快。严、石、张三人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支持共产党人的抗战，维护国共合作局面，因此与国民党反共势力时起冲突，他们本身也受到威胁。

　　三是他们与陈诚及其亲信在省政府内的权力冲突。陈诚虽然忙于军务，将省政府事务交给严立三“代拆代行”，后来由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严立三为代理省主席，但是陈诚并不放心，在省政府中安插了像柳克述那样的一些亲信。这些人以陈诚在省政府中的代理人自居，掣肘和越权之事时有发生。严、石、张三人在应付日寇飞机轰炸的同时，还得应付这些人的明枪暗箭，所以显得左支右绌，不能按自己的意图施展抱负。只是为了抗战需要，才在省政府中勉力维持。一旦陈诚回任，有了主事之人，所以严、张同时辞职，只有石瑛在临时参议院中坚持斗争到最后一息。

　　虽然他们没能最终实现自己的抱负，但他们为实现自己的抱负所作的努力还是有一定意义的。“贤人政府”大概在严立三带领下存在了两年又十个月，有人对严立三评价说：“当军书旁午，政府播迁，人民流离之际，虽有率以正，拯其弊之夙愿，终以无法形成一世之风尚，以挽回已坠之颓习，这是深可惋惜的，然先生所至之处，仍具有如唐杨绾为相、郭子仪为之减声乐之风裁，同僚中人，往往敬惮之，学生部属，直接受其感化力，颇能发生风偃于下之影响。”[袁守谦：《严立三先生传》，台北《湖北文献》第58期。]我们认为这一评价对于石瑛、张难先二人同样适用。

　　（作者系辛亥革命网总编审，原载于《近代史学刊》2009年第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