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三怪”在武汉抗战前后(3)

　　（二）开发鄂西，建设抗战基地。

　　省政府迁移到鄂西以后，为坚持持久战，必须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严、石、张三人为此付出很多。在代理省主席严立三的领导下，省政府在鄂西山区，励精图治，倡办合作社，实行“二五”减租，严肃认真地查禁鸦片和贩卖毒品，一时蔚为风气。

　　1938年下半年石瑛与严立三力主恢复难行的旧蜀道，修通了与四川万县交界的“施利路”(恩施到利川)、与湖南交界的“咸来路”(咸丰至来凤)、恩施至宜昌的“施宜路”。这些道路相对易修建，而且造价低。当时修通的道路，对抗日时期沟通东西南北，保障军民物资供应补给起了重要作用。

　　建设厅根据严立三的指示在来凤县创办了棉业场，张难先巡视到该县，认为施鹤人民无衣穿已经很久了，棉业场之设实为当务之急，他“遍观该场，并勉励员工努力工作，增加生产，以裕民衣。”当他了解到恩施地区佃农租课奇重，犹存农奴制度遗迹，深有感触，利用出巡各县机会，与各县县长商讨减租事宜，得到县长们的支持后，就在旅途草拟告民众书，并派干训班学员数十人专办减租事务，借以减轻民众负担。[李飞鹏：《湖北“三怪”之一的张公难先》，《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

　　石瑛辞去省府委员职务后，移居建始县城，在那里组建棉麻生产合作社与粮食加工合作社，发动当地居民努力生产，支援抗战。据石瑛的儿媳柯蕙荣回忆：“1942年初，（石瑛）在恩施龙凤坝创办棉麻纺织合作社，李范一先生主其事。产品以平价出售，或廉价供应军队，或捐赠医院慰劳前方将士。获利抽出一部分津贴小学教师，或奖励成绩优异的学生。”[柯蕙荣：《我的公公石瑛先生》，《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

　　1941年，严立三不当代省主席了，连省府委员职务也辞而不就，但他还是向陈诚建议成立了“晒坪垦殖处”，“仍入恩施山区中主持军队屯垦事宜者一年余”[梁漱溟：《严立三先生事略》，《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他带领保安二团部分官兵三百多人，前往宣恩县椿木营晒坪，开垦荒地几千亩，并畜养生猪、山羊、黄牛等，自力更生，自食其力，以农养兵，减轻老百姓负担。他解释这件事说：“晒坪垦田只是为了辟荒莱而之膏腴的倡导，为政者应当讲求生聚、利用、厚生之道，应不止是‘邑有流亡愧俸钱’的襟抱。”[宋瑞珂：《回忆严立三老师》，《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严立三病逝后，为纪念他的抗日精神，垦殖处官兵根据他生前手迹在晒坪立了一块“不共戴天”碑，至今保存完好。他此前在三游洞题写这四个大字，是为了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

　　恩施地方教育落后，他们三人又尽自己力量为当地教育事业作贡献。张难先辞职后，在宣恩县长潭河开办了一所成人识字班，其动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惟悯地方农民俱不识字，当办一成人识字班以训盲之”。[严昌洪等编：《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1页。]他把住地附近的青年农民组织起来，白天劳动，夜晚学习，参加的有22人。他在开学典礼上说：穷人要读书识字，才不会孤陋寡闻，今后才有出息，鼓励学员要发奋，立下恒心。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涂国元：《关于张难先先生的两段回忆》，《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严立三辞去政府职务后，则在宣恩鹤峰联合中学担任义务教师，并在教学中以抗日救国的思想对学生进行教育，要求他们发奋学习，随时等待祖国的召唤。[黄可兴：《严立三先生在宣恩义务教学的点滴回忆》，《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

　　鄂西地区经济社会在抗战时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应归功于严立三、石瑛、张难先的推动和以陈诚为首的湖北省政府的倡导。

　　（三）以身作则，整肃吏治。

　　如果说严、石、张三人为官清明廉洁，人所共知，毋庸赘述的话，那么他们以身作则，整顿各级机关的作风，却是很值得一书的。

　　他们三人经常微服到下面各县巡视，对各地官员进行考察，随时予以奖惩。张难先在1937年末出任省府委员后，觉得委员虽然只有会议责任，但以战争时期，不能如平时之退食自公，虚与委蛇，就自动出巡各县。所到之处，坚持“不住衙门，不受招待”二原则，只身寄寓旅店，约谈官员。发现有的精干有为，有的为庸猾俗吏，当即报省府奖惩。他在家乡沔阳仙桃镇听说区署官员贿释抢犯，便要县长惩治，县长竟袒护不理，张难先立即电省府逮押区长法办。对于在非常时期，意志衰落的官员，则“谕以镇静肆应，无戚戚为也”。对于宜昌等地“江堤及土地陈报合作社等利弊，俱痛切言之，多所纠正”。他在巡视中发现，“此偏僻险要地区，敌不易进，宜于此时筹画之，以为非常时期准备”。[严昌洪等编：《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9页。]事实上，后来政府播迁，学校疏散，正得益于前期的整顿。

　　严立三到宜昌后，也经常乘间更番出巡鄂中、鄂北各县市，解决当地各种矛盾和问题。他到各地视察， 也是事先不发通知， 也不准迎送，总是带一个通信员，配一匹驮行李用的马，到达目的地之后，随便找个地方住下，吃了饭就到当地政府了解情况，办理公务，不受任何接待。他常常步行到附近各学校、机关，突击检查作息制度执行情况，发现政声不佳，慵懒无为的官员就命其到省政府听候处理。因此公务人员们改变以往拖沓的陋习，不敢玩忽职守，省府机关很快就出现严肃、紧张的气氛。遇有贪污行为更是严惩不贷。沙市警察局长朱鼎钧， 是严立三亲自选用的人。当他查实朱敲诈一商行法币 2000元后，命令第四区专员金巨堂将其逮捕解省。金与朱是老乡，关系密切，多方包庇而不执行命令。严立三便亲自派保警队去沙市，将朱鼎钧押解到宜昌交付审判。金巨堂又请保定军校同学江防司令郭忏出面力保，企图借郭忏是湖北省境内最高军事长官的地位，逼迫严立三屈服。严立三不为所动， 最终还是将朱鼎钧法办。

　　严立三极力贯彻其“官皆将、民皆兵”，“官不离民、民不离土”的主张，很重视干部的轮训和民众的动员。他到恩施后，也开办了省行政干部训练团，亲自兼任团主任。干训团轮流调训省、专署、县的党政军团各级干部。他并以不爱钱、不怕死为选拔和考核县长的主要标准，每任命一个县长，总要把对方找来谈话，要求他们做到廉洁，对百姓负责。从而选拨了许多抗日爱国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