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三怪”在武汉抗战前后

　　一、湖北“三怪”的出处

　　所谓湖北“三怪”，是指严重（立三）、石瑛（蘅青）、张难先（义痴）三位民国时期的湖北官员，意思是说他们是性格耿介，脾气古怪的人。

　　“三怪”之名始于1928年。当时张知本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严立三、石瑛、张难先三人同在省政府供职，分任民政、建设、财政厅长。他们三位厅官以不阿权贵，不随流俗，洁身自好，我行我素，而且意气相投，关系很好，被人目为“三怪”。又因他们破除积弊，铁面无私，政声远扬，贪暴震慑，时人亦有称他们为“三杰”者。

　　对此张难先在《石蘅青先生言论集序》中作了说明：

　　石蘅青、严立三、张难先，鄂人所称为“三怪”者也。其实彼三人者皆以守常见恶于世。知守常之太愚也，笑甚；太迂也，怜甚。可笑可怜之人，当然为世所怪！“三怪”名词于此成立，而不知彼三人实极端守常者也。蘅青大父某习儒术，笃伦常，教授乡里。蘅青幼承其训，弱冠列胶庠，登贤书，无科名习气，守常者也。旋留学欧洲若干年，无白人习气，守常者也。乙巳入同盟会为总理所器重，无党人习气，守常者也。归国屡任要职，交游尽显贵，无官僚习气，守常者也。世复震于迂愚之人亦能致通显，号闻人，或又以“三杰”目之。此三人之所以益悲也。[注 释 严昌洪等编：《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4页。]

　　这就是说，其实他们三人并非有什么怪癖，而是很“守常”之人，只是在那个社会里，这种不合时宜的作风常常见恶于世，得不到好结果。守常者被世俗之人视为太愚又太迂，可笑复可怜，当然为世所怪。他们在世人眼里是怎样的“怪”？仅举少数事例为证。

　　他们都曾做过大官，但一直坚持“三等车主义”，不仅平时乘火车坐三等车厢，乘轮船坐统舱，而且走马上任，也是轻车简从，不事张扬。1930年，张难先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上任那天，该省高级官员和地方绅士在杭州火车站列队恭迎，他却穿了一身布衣布鞋，带了简单行李，乘坐三等车到杭，下车后叫了辆人力车，直奔省政府所在地而去，让在车站迎候的人们扑了个空。[欧阳骅：《湖北“三怪”》，肖志华、严昌洪主编《武汉掌故》，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324页。]石瑛于1932年3月出任南京市长。上任之日，他从三等车上走下来，避开在头等车门口欢迎的仪仗队，手拎旧提箱，着布衣布鞋进入市府，得“布衣市长”雅号。新官上任，如此简朴，使官厅上下大吃一惊，虽然认为他们很“怪”，但从此以后不敢怠慢，风气为之一变。

　　他们都是得到蒋介石重用的人，但对于蒋介石却不是那么惟命是从。1937年初，石瑛再次任湖北建设厅厅长时，一位黄埔军校毕业生拿着蒋介石手书的推荐信向他求职，他觉得该人言行举止轻浮自大，善于夸夸其谈，并无真才实学，决定不予录用。他致电蒋介石说：“钧座命我为湖北人民办事，又命我为钧座推荐的人安排官职，这样我就不好办了。我要治好湖北，必须选用廉能干练的官员。钧座推荐的人，我认为不合条件，不能安置。”他说得有理有据，蒋介石只好作罢。[石聿俊：《“民国第一清官”石瑛》，《炎黄春秋》2003年第10期。]蒋介石任命张难先当自己家乡浙江省的主席，说明蒋对他十分信任，但在任期间，蒋介石电令他委蒋伯诚为保安处长，周象贤为杭州市长，他竟回电拒绝。蒋介石连电坚持，他只好赴京当面向蒋介石介绍二人劣迹，并称：“如主席必欲用此二人，予则挂冠而逃耳。”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他的意见，取消了对该二人的提名。[严昌洪等编：《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8页。]

　　他们做官毫不恋栈，能上能下，并不计较荣辱得失。北伐时，严立三任第21师师长，连打胜仗，成为“北伐名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严立三与蒋介石意见不合，蒋对他不放心，暗示他离职，他故意说：“我的胃病很厉害，请准我离职休养。陈诚是浙江青田人，能力很强，可以接替我的职务。”哪知蒋介石顺水推舟，派人到部队宣布严师长因病休养，由副师长陈诚代理，弄得全师哗然，差点引起骚乱。严立三当即出面制止，令部下交出关防，由陈诚接管。全师饷银结余10万多元，他一分不留，全数交出。随后只身乘车去了杭州，脱去军装，换上僧衣，住进了天竺寺。既谢绝了部属的馈赠，也婉拒前往探视慰问之人。“北伐名将”削发出家，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得到全国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拿他没有办法，又委任他当了湖北省民政厅长。由于掌握实权的桂系鄂籍军人集团专横跋扈，他不能一展抱负，便悄悄离职，只身到庐山含鄱岭南麓的太乙村隐居，一去就是十年。他坚持自食其力的生活，自己种菜、砍柴、做饭、洗衣，并用竹管导水入厨房。劳动之外，闭门读书，不过问时事。部属学生要看望，他劝他们不来，蒋介石两次亲往探视，他都避而不见。[参见宋瑞珂：《回忆严立三老师》，《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1932年张难先好友范一侠被任命为张的家乡沔阳的县长，那里极端贫困，没有人愿意到那个艰苦的地方去工作，范连一个合适的幕僚也找不到。刚从浙江省主席位子上退下来的张难先知道后对范说：“我同汝去，做汝的秘书。”范还以为他开玩笑，说说而已。岂知第二天，张难先携了行李到范一侠住处，一同前往上任。通过张难先的努力，背井离乡的父老乡亲陆续返回，生产自救，地方顿有恢复气象。此事不仅在民间传颂，蒋介石也知道了，对他戏曰：“县长秘书，得无太劳乎？”[严昌洪等编：《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1－522页。]1935年4月，日本《朝日新闻》访华代表团抵南京，行政院长汪精卫亲自打电话给石瑛，令市政府科长以上官员齐到机场迎接，不得有误。石瑛以有辱国格，怒不可遏地回答：“我的科长以上职员决不迎接他们的敌人！”放下电话，即下令市政府职员放假，使得“欢迎”举动无法实施。随后义无反顾地打了一个辞呈，愤然辞去市长职务。[贺有年：《石瑛先生爱国主义的几个突出事例》，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

　　有了这些事，他们“怪人”的名声更是远播。

　　笔者曾在《张难先的‘怪’》一文中指出：“我罗列了张难先的多种‘怪’，他的这些‘怪’，其实都是很好的品质，很好的精神。在社会风气败坏、吏治腐败的情况下，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不苟且从事，特立独行，既爱惜自己的羽毛，又憎恨别人的劣行，保持了一个正直学者的风范和一个廉洁官员的操守。这些品质和精神不仅当时是很可贵的，就是在今天也是我们所需要的。”[严昌洪：《谈谈张难先的“怪”》，《武汉文史资料》2007年第1期。]他们三人在武汉抗战前后，又一同在湖北省政府共事，为湖北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他们的优秀品质，高尚节操，更显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