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三怪”在武汉抗战前后(2)

　　二、湖北“三怪”对抗战的贡献

　　武汉会战前，湖北省政府曾两度改组：1937年11月，省政府第一次改组，何成浚任省主席，严立三任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保安处长，石瑛任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张难先为省政府委员；1938年6月湖北省政府再度改组，陈诚任省主席，严立三、石瑛、张难先任省政府委员，严立三兼民政厅长。因陈诚在军事方面负有率部抵御日寇进攻武汉之责，省政府日常工作委托严立三代拆代行。1939年2月，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严立三为湖北省代主席。到1940年8月陈诚回任省主席，中央免去严立三代主席职，张难先亦辞去省政府委员职，只有石瑛任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到去世。国民党人士承认：“由（民国）二十七年夏到二十九年秋这一段期间，湖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是严先生代替辞公负责的。”[《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台北国史馆2005年编印。]

　　这段时间正是武汉会战前后，他们三人为湖北乃至全国的抗战做了哪些事情呢？

　　（一）组织应变，实施西迁。

　　在严立三主持下，制定了《非常时期应变方案》，于省会机关学校之迁移、公物器材之转运、都市民众之疏散、外来难民之安置，以及地方应战应变之方案，一一规划，付之实施。

　　省政府机关大部分人员按照财政厅、民政厅、秘书处、建设厅、教育厅、保安处的顺序先后迁移到宜昌，只留少数人在武昌处理善后。张难先随大部分人员撤离，作为队伍中惟一的省政府委员一路照应，并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历史教训，批评制止了负责撤退工作的秘书处人员在船中大唱京戏的行为。抵宜昌后，他督饬各厅处职员不得逗留宜昌市内，迅速齐集20里外的省府事先勘定的行署所在地韩家坝办公，自己以身作则，先期前往。他每天视察各厅处及附近村落，防止政府人员有扰民举动。待到石瑛和省府秘书长柳克述等抵达后，立即要求按惯例每星期举行各厅处汇报会，以明了政情，商讨一切，使省政走上正轨。[ 参见严昌洪等编：《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1页。]严立三留守武昌到10月25日武汉撤守，日军进占前夕才离开。他绕道汉水抵达宜昌后，立即在三游洞主持工作，布置未来战局各种因应事宜，抚辑流亡，抢救青年，抢救物资，至废寝忘食地步。

　　学校方面采取了联合办学，分散上课的办法。教育厅按照应变预案颁布了省立各级学校疏散办法和全省公私立学校联合设立办法，令武汉地区各小学教师分布各县，以扩充县区小学教育，并指定江陵、随县、宜昌、光化、均县、恩施等地为小学联合分校地址；恩施、均县、郧县、利川、宣恩、长阳、五峰、巴东、建始、房县等地为公私立中等学校联合分校地址。[《武汉文史资料》1998年第3辑（《保卫大武汉——纪念武汉抗战六十周年专辑》），第241页。]联合中学由省府主席兼任校长，实际是严立三代理，学生实行公费，经费从严立三缩编保安部队节省的军饷中开支。人们评价这一举措时说：“这一项紧急的抢救青年的工作，确实是非常成功的。不仅湖北全省一万多中等学校的学生都能免于日军的蹂躏，获得继续读书的机会；而且鄂西、鄂北素来被称为文化落后的地区，因为新设立了几十所联中分校，地方民众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程度，也无形中受了那些教师和学生们的影响提高了很多。”[《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台北国史馆2005年编印。]

　　迁移、抢救国家财产是应变的主要环节，严、石、张三人不敢疏忽。湖北省建设厅负责省属各工厂的迁建，分别迁往陕西、四川、鄂西，恢复生产，支援抗战。湖北省图书馆的大量图书得以保全，亦赖严、石、张的大力支持。1938年，时任该馆馆长的谈锡恩见日机天天轰炸，心急如焚，多次向省教育厅说明保存图书的重要，恳请迅速安全转移。负责西迁的省政府秘书长柳克述等人，对战时保存图书文献看得十分冷淡，百般推诿。谈锡恩只得请严立三、石瑛、张难先出面，在他们的力争下，省政府才将图书馆列入先行计划：拟将大部分图书先转移至安全地带保存，形势许可，在宜昌开馆，实在不行再转到恩施去。结果船到宜昌，那里也成了日机轰炸的重灾区，只好继续西迁恩施。但因“军事紧张，轮船汽车均感缺乏”，“加以峡江水势正恶，入施道路崎岖”，大宗图书搬运不便，暂由木船运至秭归新滩收藏，并曾向路过的流亡青年学生开放。后来见新滩也很危险，谈锡恩便根据省政府代主席严立三嘱托，在秭归与兴山交界处，觅得敌机、土匪不到，且无潮湿之岩洞，将中外古籍和西文图书转运收藏，专人看守。直到1941年近10万册图书才由游家河岩洞运到恩施，建设新馆庋藏。严立三在给谈锡恩来函的批复中表扬道：“备悉图书庋藏得所，并于潮湿虫害等项施以防护，俱见忠于职守，措置安祥，至为佩慰。”[《谈锡恩为湖北省西迁图书馆书选择收藏处所问题写给严立三先生的一封信》，《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

　　在组织民众疏散方面，严立三于1938年8月12日主持疏散武汉人口谈话会，对于难民证的发放、疏散路线、安全保障、沿途接待、经费问题等，均作了详细安排。疏散过程中出现问题，他都呕心沥血，予以妥善解决。如，武汉撤守前夕，组织大批人力车夫、码头工人等疏散，以免他们落入日寇手中成为炮灰。有一批车夫拉着车子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宜昌，当地红帮大爷周少武借人力车落脚他的均益车行之机，竟乘人之危，霸占了这些车辆。汉口人力车业同业公会的人写状子向省政府控告，严立三亲自过问此事，批转给宜昌警察局长伍建鹏，伍建鹏令均益车行将车辆、零件和收入的租金全部退还给了原主。[武汉市三轮车服务公司编：《人力车三轮车志资料汇编第一篇（1888－1949）》，武汉大学历史系李天松教授所藏1982年稿本。]

　　陈诚后来在台湾回忆往事，对严立三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说他“处危若定，措置裕如，以故万千的生命，得获保全，无数的物资，得免资敌，历年收藏的图书仪器，得免散失，因为图书仪器的保存，使省府迁至鄂西崇山之中，教育文化事业仍持续不坠，即此一事，立三先生对于民族的贡献，已足不朽矣。”[转引自袁守谦：《严立三先生传》，《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