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武汉人力车夫

　　人力车夫是民国时期下层社会群体，他们在抗战中的遭遇如何，表现怎样，很少有人关注。而武汉人力车夫是为抗战做出了贡献的，我们不能忘记他们。1946年《大刚报》上一篇文章在呼吁取缔人力车要做好车夫的善后救济工作时强调说：“这群被遗弃的人们，比别人更热爱国家”，其根据就是：“二十六年（1937年）冬，在武汉成立的八个车工救护侦察大队，就曾在救护伤病与肃清汉奸工作上，立过很大的功劳；及至武汉撤退时，一万八九千个人力车工又随军撤退，帮助九十四军搬运军用品”。 [1] 虽然文章中所说的事情，现在已很难找到具体史料来展开论述，但武汉人力车夫在1938年“七七”献金运动中的慷慨解囊，10月大撤退中的悲壮历程，武汉沦陷后帮助新四军偷运物资的大智大勇，1944年日军拉夫时的悲惨遭遇，无不令我们感动。值此纪念武汉抗战70周年之际，拟将武汉抗战期间人力车夫的种种遭际、种种斗争、种种表现作一介绍，以便从一个侧面反映抗战时期民众遭际的命运、民众动员的成效，并揭露日本侵略者蹂躏中国人民的暴行。文中用“大轰炸”、“大撤退”、“大拉夫”来表述三个时期，即武汉抗战时期、武汉撤守前夕的疏散期间、武汉沦陷时期，虽不怎么贴切，但却比较生动形象，姑且如此，望识者谅之。

　　一、“大轰炸”中的人力车夫

　　1937年11月，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过程中，重要军政首脑到达武汉。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占领后，中国方面制定了第三期作战计划，决定以“确保武汉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为目的，随后进入武汉抗战时期。为了保卫大武汉，进行最广泛的民众动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成为每个国民的具体贡献。处于社会下层的劳苦大众也竞相尽一分匹夫之责。根据《武汉区民众工作队组织实施细则》可知，当时的民众团体组织了各种战时工作队，其中工人团体组织工程、侦察、输送、救护等队。[2]本文开头引述的“二十六年（1937年）冬，在武汉成立的八个车工救护侦察大队，就曾在救护伤兵与肃清汉奸工作上，立过很大的功劳”，虽然暂时尚未找到其他史料印证，但从人力车夫“七七”献金运动中的表现，组织救护侦察大队的事决非空穴来风。 由“武汉抗战建国周年纪念会”发起的“七七”国民献金运动，曾于1938年7月7日起，连续三天在武、阳、汉三镇分设献金台6座，流动献金台3座。在踊跃捐献的人群中，除了国共两党军政大员外，人力车夫们的捐献也很受新闻媒体的关注，报纸上报道了多条车夫捐款的消息。如，在汉阳，“有很多的人力车夫载着人经过献金台时，都自动的放下车杆，将其本身用血汗所换来的钱，五分、一角的向木箱中投；乘车的人也受了很大的感动，一元、五角的也向木箱中投进”。 [3] 一篇题为《献金台上》的文章报道说：“卖凉席的，拉车的，妓女……像流水似的涌上台来！”“车夫张开英把车子放在路南，跑去献了五分钱。” [4]一位拉人力车的工人，“拉一次献一次，不管几分几角，全部献光”，其“爱国精神感动了”周围的人，有人“叫他留一点自己生活，他硬是不肯”。[5]有的记者目睹了这样一幕：7月8日汉口水塔献金台，600多位人力车夫一起赶来，逐个献出他们当天的血汗钱。[6]《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民众献金运动》，热情讴歌了下层劳动群众踊跃捐献的动人事迹：“无数车夫、男女工人、小贩等，以他们血汗换来的金钱，热烈地献给了神圣的抗战事业。”[7]

　　处于贫困线下的人力车夫为什么会像其他人那样踊跃捐输呢？那是因为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有深切体会，有的曾遭日寇铁蹄蹂躏，有的曾被日机轰炸，或者家人死于战火，或者自己四处流浪，所谓“飞来横祸”常常降临他们头上。

　　自南京失陷后，武汉成为敌机轰炸的主要目标。仅据《武汉抗战史料》附录的大事记，1938年日机轰炸武汉规模比较大的就有如下一些（空战未统计在内）。

　　1月4日，日机空袭汉口、汉阳，投弹80余枚，伤26人，房屋毁坏者颇多。

　　1月6日，日机轰炸武汉，炸死警察1人、平民46人，伤58人。

　　3月14、15日，日机两次空袭汉口机场。

　　3月27日，日机40余架次轰炸武汉，炸死平民200余人。

　　4月13日，湖北省政府公布7个月来日机空袭鄂境计29次，日机出动340余架次，受害者九成以上均为平民。

　　7月12日，日机轰炸武昌，全国学联宣传部代部长陈柱天遇难。

　　7月17日，日机39架狂炸武汉三镇，投弹200余枚，武昌徐家棚车站及居民损失惨重，毁民房500栋以上，死伤平民1000余人。

　　8月6日，日空军50余架再度空袭武汉。

　　8月11日，日本飞机轰炸武汉三镇，炸死炸伤居民800余人。

　　8月12日，日本军机72架再分三路轰炸武汉，蒋介石行营卫士死伤20余人，毁房屋400余栋，平民死伤逾千人。

　　8月16日，日本飞机轰炸武汉，市民死伤300余人。

　　8月21日，日机两度袭击武汉，市民被炸死伤4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