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三怪”在武汉抗战前后(4)

　　石瑛任省临时参议院议长时，参议员们在其领导下，大都敢说敢为，使省临时参议会这个民意机构真正起到了监督省政府的作用。在省参议会开会时，常质询政府要员(包括陈诚在内)，对某些官员的渎职、贪污、营私舞弊、祸害地方等丑行大加揭露、鞭挞、弹劾。如，陈诚的亲信、省建设厅厅长朱一成因贪污受到省临时参议会的弹劾。军管区徐司令纵容部下胡作非为，受到副议长胡忠民声色俱厉的斥责。

　　（四）采用“重典”，严禁鸦片。

　　武汉失守后，日军在沦陷区推行毒化政策，以鸦片、吗啡、白面、红丸等毒品作为钓饵，收买汉奸。后方宜昌、恩施毗邻盛产鸦片的川、黔，长期以来也公开种植鸦片，所以鸦片流毒较广。严立三看到鸦片的严重危害，力主严禁鸦片。他下令公务人员严禁吸食鸦片，1939年春，将吸食鸦片的恩施县政府会计主任处以极刑，引起社会震动。并以省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的名义，颁布法令，规定“凡吸、售、种、运、藏鸦片者，一律处以死刑”。但这项法令报告上去，军事委员会执行总监不予批准，行政院不予备案，司法部提出驳斥。严立三一直把官司打到蒋介石那里，通过力争，蒋介石终于默认，使这项法令在湖北得以实施。[宋瑞珂：《回忆严立三老师》，《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

　　张难先在鄂西为扩大禁烟宣传，特宴请党政军各机关及民间团体数十人，请他们乘便协助宣传禁烟，并印发图书文告数十万份，分发全省保甲，以资普及。他还亲率本厅职员分赴城乡，从事宣传。“各界人士，亦闻风兴起，竞相发动，声势大振。民众皆知烟毒之为害，而相与禁绝”[李飞鹏：《湖北“三怪”之一的张公难先》，《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

　　石瑛在民国初年就总办过禁烟事宜，曾亲自起草禁烟法规。到恩施以后，看见鄂西种植鸦片，遍地皆是，便利用参议会的平台，建议政府采用“重典”彻底禁烟，使得陈诚回任省主席后，于1940年颁发了《湖北省禁烟治罪暂行条例》，又以省主席名义发出：“酉感保民代电”，严令各县“对禁烟要政，决全力执行。无论种、运、吸、售一概严禁，如有违犯者，公务人员立处死刑，人民宽限至本年十二月底前一律戒绝。如仍不觉悟，视为有意玩法。从三十年（1941年）一月一日起，概予执行枪决，不稍宽假。”[庞道斌：《崇阳查禁鸦片烟馆及吸食鸦片的情况》，《崇阳文史》第8辑。]

　　（五）维护国共合作，保护共产党人。

　　抗战期间，即使是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打压。所以许多坚持进步，坚持抗战的共产党人随时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的危险。严、石、张三人是真诚的爱国者，他们对于共产党人的抗战行动是支持的，对于国民党破坏合作的行为是反对的。他们常常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维护国共合作，保护共产党人。

　　严立三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对于地方官员与中共的合作持默许或支持的态度。如，武汉沦陷后，汉阳县长陈绳武、汉川县长龚熏南等均曾一度与中共合作，将中共所组成的抗日游击大队分别编为县政府的中队，仍由中共领导，保持独立性，粮饷则由县政府供给。这种事情如果不是得到严立三的许可，两位县长是不敢作主的。省政府撤退至鄂西，驻鄂西的中统、军统特务机关，经常向上级打小报告，攻击严立三对中共在地方上的活动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并向严立三提供一些有关中共活动的情报，借以施加压力，迫他采取打压行动，但严立三仍然置之不理。严立三任用的县长，有些人受到他的影响，与中共保持合作关系，如监利县长郑桓武与中共党员韩白起、萧抱真等约10人的小组合作领导抗日。郑桓武和五峰县长章致铨、石首县长刘儁等，都受到中统、军统的多方攻击，被指责为有共党嫌疑，要求严立三予以撤职查办。严立三为了保全他们，顶住各方责难，多方予以维护，有时到煞费苦心的地步。[宋瑞珂：《回忆严立三老师》，《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 ]

　　石瑛更是与共产党人公开合作，以为建设厅培训合作干部的名义开办了汤池训练班，实际培训的是开展抗日游击战的骨干。建设厅给名义，给经费，并委任前厅长李范一为训练班主任，但主持训练的是董必武指派的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陶铸等人。陶铸他们不仅训练学员游击战术，还给他们学员上政治课，教给发动群众抗日的理论和方法。训练班一共办了4期，培养了几百名抗战骨干。训练班办得很有生气，引起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反感，他们说什么“共产党打入训练班，应城红了半边天”，什么“共产党乘机扩充势力”等等，肆意攻击石瑛。石瑛却理直气壮地反驳道：“什么红了半边天，现在是国共合作，你救国就不许别人救国吗？”“我宁可受制于中共，也不屈于日本人。中共是中国人嘛。”[柯蕙荣：《我的公公石瑛先生》，《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

　　1939年，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时，陈诚也在恩施设立各种针对“异党”的特务机构，使鄂西地区中共的一些组织遭受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遭到搜捕，恩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共产党人石克己曾以石瑛“侄儿”自称，以便掩护革命活动，得到石瑛默认。现在石瑛听说石克己被特务拘捕，而且身患重病，便以参议长的身份匆匆去找陈诚要人。当陈诚说“石克己是共党要犯”时，石瑛高声嚷道：“我拿人头给他担保！他要真是共产党，跑了砍我的头。”陈诚面对这位国民党元老，也拿他没有办法，只好让石瑛把他保外就医。石瑛派专人为石克己治疗、护理，日夜不停。石克己病故后，征得严立三的同意，为石克己遗孀尤怀青安排了工作，以解决其全家的生活困难。他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帮助多名共产党人脱离险境，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柯蕙荣：《我的公公石瑛先生》，《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陈诚对石瑛多方庇护共产党人不满，在省议会上对石瑛进行试探，问石瑛：“恩施中共地下活动频繁，石老先生看如何处理为宜？”石瑛慨然道：“胡宗铎、陶钧在湖北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使湖北元气大伤。希望辞修主席以保存湖北元气为宜！”

　　严、石、张三人在抗战期间的劳绩，恩施人民予以充分肯定：“石瑛同严立三、，张难先‘三杰’不仅在开发鄂西，整肃吏治，振兴教育诸方面极有建树，而且极力拥护我党关于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日的主张，并且在保护进步青年，支持，掩护我地下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方面，竭尽全力，做了大量世人称道的工作。”[李长荣：《鄂西地下党在抗战时期的统战工作》，《恩施文史资料》第8辑（199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