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元老张难先在抗战中的爱国活动

　　张难先是国民党政界最早主张抗日的人士之一，其抗日爱国言行可以追溯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难先就挺身而出，力主抗日，反对退让。当时，张难先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闻讯后，“愤慨万分，即电蒋主席请其通令全国总动员。先从党员、公务员编练，以普及民众，准备出全国之力以抗日。再请主席通电罪己，与民更新，并亲统大军驻平津，与日寇以迎头痛击。”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寇进攻上海。此时，张难先虽已卸任回籍，但“曾寄疆圻”：“当此国家大故，岂能漠不关心？”因为此时国民政府移驻洛阳，所以张难先急奔洛阳，向蒋介石谏言。

　　富有远见的是，张难先积极训练官员、学生，为应对日寇侵略作准备。一方面，他下令杭州城内各机关职员，除年老和疾病患者外，一律接受军事训练，委派省政府委员方策为大队长，保安处长竺鸣涛为副队长，负责具体实施，教官由保安处人员担任。训练大队每天清晨出操，八点钟收兵，收操后开始日常公务活动。另一方面，他下令在部分学校中施行军事训练。1931年10月，张难先亲自对浙江省地方自治专修学校和警官学校学生进行了阅兵。浙江公务员的军事训练自9月25日就开始进行，此时距“九一八”事变仅一周时间，可见其决心之坚，力度之大。此举在全国也是首倡，具有先见之明。难能可贵的是，年届五十七岁的张难先同年轻人一样，每天早晨参加军事训练。

　　“七七”事变后，张难先积极投身于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

　　1937年11月，湖北省政府改组，张难先被任命为委员，是九名省政府委员之一，石瑛、严重也被任命为委员，分别兼任财政厅长和建设厅长，这样，湖北“三怪”就再次同长省府。此时的湖北省主席为何成浚。次年6月，省政府再次改组，湖北“三怪”仍然被任命为委员，此时的主席是陈诚。1939年6月，湖北省政府第三次改组，张难先与严重当选委员，张难先兼民政厅长，严重兼建设厅长，且代理主席，直到1940年8月二人被免职。这样，张难先任职于省政府近三年。1942年5月，张难先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是抗战后期张难先的公职，他履职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可以说，在抗战中，张难先的政治活动明显分为两个时期，1937年11月至1940年8月为参政时期，1942年5月至抗战结束为议政时期。中间的一年多的时间为赋闲时期。

　　抗战期间，张难先的抗战活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参与领导省政府机关、学校、图书馆、民众西迁与疏散。1938年8月，武汉遭日寇轰炸，省政府机关受命西迁至宜昌，张难先为第一批西迁的组织者，也是第一批中唯一的省政府委员。在省政府领导下，省政府机关陆续迁至宜昌韩家坝，武汉的学校也疏散至各县，部分迁至宜昌等地，并顺利开学。图书资料也随之西迁。政府西迁后，张难先还每天巡视机关各处及各村庄，督饰纪律，防止官吏扰民。后来，宜昌受到日军轰炸，张难先等人又指挥机关、单位和相关人员继续西迁至恩施山中。

　　第二，参与领导湖北建设与发展。一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如修建恩施到利川、咸丰到来凤、恩施至宜昌的公路等；二是实行减租，减轻农民负担。为了做好宣传，他亲自编写《告民众书》，在民众中散发，为了使减租落到实处，他提拔数人，专门负责办理减租事宜，“惜为期不久，公即卸职，未能观成，深为遗憾。”三是巡视各县。1937年12月上任伊始，张难先就巡视鄂南的通城等六县、江汉平原的潜江等四县，直到旧历新年。次年二月接着巡视监利、宜昌等六县。此次巡视的重点是督饰官员和考察民生。考察结束后，张难先将考察结果上报省政府，建议给予相关官员奖励或处罚。1940年4月，张难先开始第二次巡视，对象是咸丰、来凤等鄂西七县，他调查了各地在战争中的受损情况，重点是民众生活状况。他还在民众中发表演讲，鼓励军民坚持抗战。四是厉行禁烟。在巡视鄂西各县时，张难先发现，鄂西各地仍然有种植鸦片的现象，民间吸食者不少。在兼任民政厅长后，张难先下令印发禁烟宣传资料数十万份，由基层保甲组织发放，他令民政厅组织八个小队，亲率之奔赴城乡，广为宣传，还发动党政机关、社会团体给予协助。“各界人士，亦闻风兴起，竞相发动，声势大振。民众皆知烟毒之危害，而相与禁绝。”此外，张难先还采取了加强防空设施建设、平抑粮食价格等措施，为湖北军民坚持抗战奠定了基础。

　　第三，以在野身份履行“议政”职责。在统一战线建立的背景下，国民党在政治上也进行了一定的改良，如承认各党派的地位，在军事委员会中吸收少数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等。1938年，国民党设立国民参政会，虽然它不是真正的民意机关，但在一定程度上容纳其它党派以参政员的身份议政。张难先卸职后的1942年，他被湖北推选为参政员。1942年10月，第三届第一次大会召开，在开幕式上，张难先被推举致词。从此时到抗战结束，张难先一直未在政府任职，但扮演着“议政”的角色。在第三届第一次大会上张难先递交了两个提案，提醒国民政府在施政中不能顾头不顾尾，而留下隐患；要求政府应改善士兵、学生生活，调动其积极性。在1945年7月第四届第一次大会上递交了四个提案。在提案中对国民政府颇有微词，要求政府惩戒贪墨、广开言路、改善官风，督促官员奉公守法。

　　第四，在赋闲期间教育民众。1941年4月，张难先卸任省政府委员后，寄居宣恩县长潭河乡一个农民家中。6月，他在租住的房子里开办“耻庐成人识字班”，教文盲农民识字，分文不取，接收农民22人。因农民时间无定时，学习时断时续，“先生不厌其烦，来一个教一个，白天来白天教，晚上来晚上教。”教材由张难先自己编订。在教学中，重视启发觉悟，培养爱国意识。据学生回忆：“讲‘中’字，他就联系中华民族的历史，愤怒地讲日寇侵犯中华。教育我们要做一个知大仁晓大义的人，爱我们民族，爱我们国家。仇恨日本侵略者，仇恨民族败类。”显然，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下，他的民众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国民的爱国意识，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他将租住屋命名为“耻庐”就有深意：“耻者乃耻辱也！庐者茅屋也！我们这些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几度革命，不仅没有治理好中国，而反遭日本侵略，国威坠地，实为耻辱也！我虽年已古稀，不能报仇雪恨，匿居深山，故用‘耻庐’，不忘国难也！”张难先的民众教育活动为期一年，直到他迁居重庆。

　　第五，以湖北辛亥革命史激励军民抗战。1943年6月，张难先着手收集史料，1945年11月出版《湖北革命知之录》。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研究工作可谓是艰难困苦。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他走访了大量的政府机构、图书馆、大学，采访了诸多当事人，并通过信函等形式，向当事人、亲历者征集史料，仅收到的回信就达16册之多。在颠沛流离中，长子在战乱中不幸病故，自己已届耄耋之年，其艰辛可想而知。他有关辛亥革命的著述很丰富。著作有《湖北丙午党狱汇纪》、《湖北革命知之录》，文章有《武昌首义与张之洞督鄂去鄂及其死》，诗则有《甲辰双十节前夜感赋》等。他的著述学术水平很高，尤其是《湖北革命知之录》。该著作是时间跨度、空间跨度都比较大、内容丰富、系统之作。当今学者罗福惠教授认为它是“继《武昌革命真史》之后而称得上有份量的首义史学著作”。（罗福惠教授认为，《武昌革命真史》“是解放以前关于武昌起义乃至辛亥革命这一专史中份量最重的著作。”）张难先研究湖北辛亥革命的目的，一是为了存史，二是为了以此精神激励人民抗战。他说：“武昌首义，实维国魂，不有表示，直衣绣夜行耳，将何以扬国威而销隐患哉？所以首义纪念，乃整个国家之雄风，并非湖北一省之虚誉也。惟明达察焉。”

　　显然，在抗战中，张难先无论在朝在野，他都以民族大义为重，为抗战而呼号，而奔波，并做出了重要贡献。

　　【编者按】：本文作者系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辛亥革命网专家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