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元老张难先在抗战中的爱国活动

辛亥革命网 2015-08-31 08:59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张继才 查看:

张难先是国民党政界最早主张抗日的人士之一,其抗日爱国言行可以追溯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

  张难先是国民党政界最早主张抗日的人士之一,其抗日爱国言行可以追溯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难先就挺身而出,力主抗日,反对退让。当时,张难先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闻讯后,“愤慨万分,即电蒋主席请其通令全国总动员。先从党员、公务员编练,以普及民众,准备出全国之力以抗日。再请主席通电罪己,与民更新,并亲统大军驻平津,与日寇以迎头痛击。”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寇进攻上海。此时,张难先虽已卸任回籍,但“曾寄疆圻”:“当此国家大故,岂能漠不关心?”因为此时国民政府移驻洛阳,所以张难先急奔洛阳,向蒋介石谏言。

  富有远见的是,张难先积极训练官员、学生,为应对日寇侵略作准备。一方面,他下令杭州城内各机关职员,除年老和疾病患者外,一律接受军事训练,委派省政府委员方策为大队长,保安处长竺鸣涛为副队长,负责具体实施,教官由保安处人员担任。训练大队每天清晨出操,八点钟收兵,收操后开始日常公务活动。另一方面,他下令在部分学校中施行军事训练。1931年10月,张难先亲自对浙江省地方自治专修学校和警官学校学生进行了阅兵。浙江公务员的军事训练自9月25日就开始进行,此时距“九一八”事变仅一周时间,可见其决心之坚,力度之大。此举在全国也是首倡,具有先见之明。难能可贵的是,年届五十七岁的张难先同年轻人一样,每天早晨参加军事训练。

  “七七”事变后,张难先积极投身于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

  1937年11月,湖北省政府改组,张难先被任命为委员,是九名省政府委员之一,石瑛、严重也被任命为委员,分别兼任财政厅长和建设厅长,这样,湖北“三怪”就再次同长省府。此时的湖北省主席为何成浚。次年6月,省政府再次改组,湖北“三怪”仍然被任命为委员,此时的主席是陈诚。1939年6月,湖北省政府第三次改组,张难先与严重当选委员,张难先兼民政厅长,严重兼建设厅长,且代理主席,直到1940年8月二人被免职。这样,张难先任职于省政府近三年。1942年5月,张难先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是抗战后期张难先的公职,他履职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可以说,在抗战中,张难先的政治活动明显分为两个时期,1937年11月至1940年8月为参政时期,1942年5月至抗战结束为议政时期。中间的一年多的时间为赋闲时期。

  抗战期间,张难先的抗战活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参与领导省政府机关、学校、图书馆、民众西迁与疏散。1938年8月,武汉遭日寇轰炸,省政府机关受命西迁至宜昌,张难先为第一批西迁的组织者,也是第一批中唯一的省政府委员。在省政府领导下,省政府机关陆续迁至宜昌韩家坝,武汉的学校也疏散至各县,部分迁至宜昌等地,并顺利开学。图书资料也随之西迁。政府西迁后,张难先还每天巡视机关各处及各村庄,督饰纪律,防止官吏扰民。后来,宜昌受到日军轰炸,张难先等人又指挥机关、单位和相关人员继续西迁至恩施山中。

  第二,参与领导湖北建设与发展。一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如修建恩施到利川、咸丰到来凤、恩施至宜昌的公路等;二是实行减租,减轻农民负担。为了做好宣传,他亲自编写《告民众书》,在民众中散发,为了使减租落到实处,他提拔数人,专门负责办理减租事宜,“惜为期不久,公即卸职,未能观成,深为遗憾。”三是巡视各县。1937年12月上任伊始,张难先就巡视鄂南的通城等六县、江汉平原的潜江等四县,直到旧历新年。次年二月接着巡视监利、宜昌等六县。此次巡视的重点是督饰官员和考察民生。考察结束后,张难先将考察结果上报省政府,建议给予相关官员奖励或处罚。1940年4月,张难先开始第二次巡视,对象是咸丰、来凤等鄂西七县,他调查了各地在战争中的受损情况,重点是民众生活状况。他还在民众中发表演讲,鼓励军民坚持抗战。四是厉行禁烟。在巡视鄂西各县时,张难先发现,鄂西各地仍然有种植鸦片的现象,民间吸食者不少。在兼任民政厅长后,张难先下令印发禁烟宣传资料数十万份,由基层保甲组织发放,他令民政厅组织八个小队,亲率之奔赴城乡,广为宣传,还发动党政机关、社会团体给予协助。“各界人士,亦闻风兴起,竞相发动,声势大振。民众皆知烟毒之危害,而相与禁绝。”此外,张难先还采取了加强防空设施建设、平抑粮食价格等措施,为湖北军民坚持抗战奠定了基础。

  第三,以在野身份履行“议政”职责。在统一战线建立的背景下,国民党在政治上也进行了一定的改良,如承认各党派的地位,在军事委员会中吸收少数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等。1938年,国民党设立国民参政会,虽然它不是真正的民意机关,但在一定程度上容纳其它党派以参政员的身份议政。张难先卸职后的1942年,他被湖北推选为参政员。1942年10月,第三届第一次大会召开,在开幕式上,张难先被推举致词。从此时到抗战结束,张难先一直未在政府任职,但扮演着“议政”的角色。在第三届第一次大会上张难先递交了两个提案,提醒国民政府在施政中不能顾头不顾尾,而留下隐患;要求政府应改善士兵、学生生活,调动其积极性。在1945年7月第四届第一次大会上递交了四个提案。在提案中对国民政府颇有微词,要求政府惩戒贪墨、广开言路、改善官风,督促官员奉公守法。

  第四,在赋闲期间教育民众。1941年4月,张难先卸任省政府委员后,寄居宣恩县长潭河乡一个农民家中。6月,他在租住的房子里开办“耻庐成人识字班”,教文盲农民识字,分文不取,接收农民22人。因农民时间无定时,学习时断时续,“先生不厌其烦,来一个教一个,白天来白天教,晚上来晚上教。”教材由张难先自己编订。在教学中,重视启发觉悟,培养爱国意识。据学生回忆:“讲‘中’字,他就联系中华民族的历史,愤怒地讲日寇侵犯中华。教育我们要做一个知大仁晓大义的人,爱我们民族,爱我们国家。仇恨日本侵略者,仇恨民族败类。”显然,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下,他的民众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国民的爱国意识,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他将租住屋命名为“耻庐”就有深意:“耻者乃耻辱也!庐者茅屋也!我们这些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几度革命,不仅没有治理好中国,而反遭日本侵略,国威坠地,实为耻辱也!我虽年已古稀,不能报仇雪恨,匿居深山,故用‘耻庐’,不忘国难也!”张难先的民众教育活动为期一年,直到他迁居重庆。

  第五,以湖北辛亥革命史激励军民抗战。1943年6月,张难先着手收集史料,1945年11月出版《湖北革命知之录》。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研究工作可谓是艰难困苦。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他走访了大量的政府机构、图书馆、大学,采访了诸多当事人,并通过信函等形式,向当事人、亲历者征集史料,仅收到的回信就达16册之多。在颠沛流离中,长子在战乱中不幸病故,自己已届耄耋之年,其艰辛可想而知。他有关辛亥革命的著述很丰富。著作有《湖北丙午党狱汇纪》、《湖北革命知之录》,文章有《武昌首义与张之洞督鄂去鄂及其死》,诗则有《甲辰双十节前夜感赋》等。他的著述学术水平很高,尤其是《湖北革命知之录》。该著作是时间跨度、空间跨度都比较大、内容丰富、系统之作。当今学者罗福惠教授认为它是“继《武昌革命真史》之后而称得上有份量的首义史学著作”。(罗福惠教授认为,《武昌革命真史》“是解放以前关于武昌起义乃至辛亥革命这一专史中份量最重的著作。”)张难先研究湖北辛亥革命的目的,一是为了存史,二是为了以此精神激励人民抗战。他说:“武昌首义,实维国魂,不有表示,直衣绣夜行耳,将何以扬国威而销隐患哉?所以首义纪念,乃整个国家之雄风,并非湖北一省之虚誉也。惟明达察焉。”

  显然,在抗战中,张难先无论在朝在野,他都以民族大义为重,为抗战而呼号,而奔波,并做出了重要贡献。

  【编者按】:本文作者系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辛亥革命网专家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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