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在护国运动的所作所为新解

　　护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策源地的云南，这个自古远离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偏僻省份来说，其意义自然倍显重大。对唐继尧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当事人是早有评价的。李宗黄就说得很中肯：“云南起义，倡导行谋，操之国父；而决策筹备，出自唐公”(《护国起义信史》)。庾恩旸称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为“护国三杰”，把唐排在首位。而三杰之一的李烈钧也诚服地说：“护国首功当然属于唐公”。大洋彼岸的美国与唐、蔡的关系应更超然。1916年7月29日的《义声报》译论载美国报纸云：“此次中国之举义，有似南北美战争……东大陆主人唐公，其为吾新大陆主人林肯之化身乎?”

　　这与出版物首功当推“蔡公” 的传统说法大相径庭。那么这种论调从何产生呢?这促使我认真地沿着护国运动当事人的足迹循波讨源，终于理出了一些产生错案的头绪：原来是某些当事人的说法有矛盾，后人作结论时对史料取舍不当等原因才导致了“唐冠蔡戴”。

　　先搞清唐继尧将军是否为大势所趋才起义。大势所趋论的“创始人”当数杨如轩。他说，在1915年的七八月间他在讲武堂的同学杨蓁(团长)约他几次参加中下级军官的秘密会议，当时他是连长，大家一致赞成讨袁，“并一致认为：唐反袁，我们就拥护他；唐不反袁，我们就打倒他。”在这期间无论是军队还是老百姓，都呈现一片反袁呼声。“我认为唐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情况下”，才起义的。“看来，反袁士气和民心已成为一股促唐反袁的强大力量。”(杨如轩：《我所知道的护国起义经过》)。杨所谈的情况看来是真实的，滇军中的很多军官参加过辛亥革命，民主思想较深，袁称帝也不得民心。但杨身为下级军官不可能了解高层领导的机密，结论必然片面。再看知道上层内幕的军务厅长庾恩旸怎么说：1915年元月唐氏开始对他和一心腹部将说：“纵观袁氏，必不安于其位，终成乱阶，吾辈军人，绝不能坐视无数先烈以鲜血换来之共和体制，为独夫所劫夺”。另外唐氏还找邓泰中和杨蓁在五华山进行了几次密谈(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由此可见杨如轩参加的密会正是杨蓁串连的，也可说是唐继尧授意的。唐要讨袁不能仅靠几个心腹，必须鼓动中下级军官，但是唐又不能过早地直接把自己的意图暴露。如果说庾氏是唐的下属，可能袒护唐氏，那么受命于孙中山先生的吕志伊应该可信。他说1915年初，孙中山派他来滇策动反袁，唐很欢迎，愿聘他为高级政治顾问。抵滇时被捕，是唐派人把他救出，并安排住到其心腹邓泰中家中。后来吕见邓多次在家中召集中下级军官密谋反袁。吕肯定地说：“唐是时已决心反对帝制，因极端守秘，故中下级军官尚不知。”(吕志伊：《天民回顾录》)。试问如果唐决心反袁，尚未准备就绪，就早早对下级军官宣布，结果还能有辉煌的护国运动这一页历史吗?

　　还有人认为是蔡锷来滇后说服唐继尧起义的。此论得以流传，梁启超有不可推卸之责。梁是一位在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蔡是他的学生。梁当年在南京演说云：“护国之役，吾所指使也。云南何有焉?”这不仅否定了唐的主要策划作用，也否定了云南中下级军官及同盟会员的作用，故受到很多人反对。后来梁氏也勇于修正错误，他在《唐会泽大事记序言》中说：“帝制议起，国人劫于淫威，含怒蓄怨，侧目结舌，莫敢出气。首发难自会泽(唐继尧出生地借代唐继尧——笔者)。”蔡的幕府秘书长周钟岳说：蔡曾对他密语：“滇督反对帝制，现有人来京告密，袁氏已令川督防制。”周又说：1914年秋，他赴京前，唐密嘱说：“袁氏自平宁赣后，予智自雄躏蹂国会，蔑弃约法，停止自治，扑灭民党。窥其举动，将不安居于总统，必有盗国之日。蔡公在京……将来为袁所忌，必遭危险。不如脱身南来，共图大事。”周氏至京密陈此语，蔡公极为首肯。“及四年筹安会发生。蔡公密电唐公，谓袁氏变更国体，事在必行，公意旨如何?唐公复电谓万难屈从，滇中已有计划，请公南来”(周钟岳：《护国首义之历史谈》)。说明唐早巳预见到袁的野心并早已策划反对帝制，并劝说蔡共同反袁，这还需要蔡说服唐起义吗?这对杨如轩前面的推测也是一个有力反驳。

　　其实，唐继尧早在青少年时代就萌发了反封建帝制思想。留学日本时他是第一批加入同盟会的老会员之一，并接受了孙中山的武装革命救国的思想，在当时有此种思想的人只是少数。这些志向从他当时的诗篇中不难看出。足见唐氏首举义旗并非一时投机，也非临时被人说服。早在蔡锷来滇之前，唐继尧就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以及思想鼓动等方面着手讨袁，“唐氏内则下大决心，外则虚与委蛇……积极就地筹款，编练部队”，派人到华侨中筹款，到日本购武器。并上书孙中山请其回国领导革命，又联络省外革命力量响应起义。(李宗黄：《云南起义信史》)唐又密令参谋长孙永安制定了全面作战方案，也就是后来护国军北伐方案的蓝本。并于1915年12月9日，以剿匪为名派出两个团开赴四川边界。在蔡抵昆的当天，邓泰中团就在盐津县与袁军开火了。

　　蔡将军对这些筹备持何论点呢？他在抵昆时对唐和来欢迎他的将领说：“真使我喜出望外，你们一切都准备好了!”请问上述种种策划该记在哪位将军帐上?要不是“一切都准备好了”，以一个边疆贫困省的经济、军事等力量能与袁世凯倾国之兵抗衡吗?蔡锷12月19日抵昆，23日云南就敢于向袁发出最后通牒吗?如果蔡将军是天将下凡则另当别论，然而蔡将军虽是英雄，毕竟是凡夫俗子。不动真枪实弹要请位导演用四天功夫排一出护国起义的大型戏剧也难以登台。当然如此说并不等于蔡将军没有对护国起义起过明显的促进作用。

　　大量事实已雄辩地证实了唐继尧才是护国运动的主要策划者和领导者。值得肯定的是在整个护国运动中唐将军的反帝制思想、胆略才识和谦逊美德：窥透袁氏野心，预作准备，可谓慧眼卓识；敢以一穷省之力伐袁氏倾国之兵，可谓胆魄超群；成惊天动地之事能遮上瞒下，可见策划的严密无隙；听命于中山先生，让贤于蔡氏松坡，足见其以反袁为重，不计较个人权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