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东大战(3)

　　正当这边进行两次大会战的时候，黄河北岸我方，军力很是单薄，我时时刻刻记挂着。因调国民三军孙二哥的旧部梁寿恺部渡河北。本令他由曹州进攻济宁，俾可牵敌军之肘，不料梁寿恺不听命令，渡过黄河以后，擅自作主，去攻大名。攻了多天不能得手，反被褚玉璞所败，由大名退到卫辉，又退至新乡。北路阵线都被影响，长垣、封邱、原武、阳武等县，都先后为敌及当地会匪所占领。同时张宗昌的部队败退后，稍事整顿，亦开向大名一带活动。如此一来，豫北形势已显得非常严重，实已至不容坐观的地步。因此徐州攻下之后，即将攻徐各部调向北路，留韩复榘一部驻郾城、漯河、许昌一带以防备樊钟秀的异动，其余鹿钟麟、刘镇华各部及郑大章骑兵等分道渡河，会同原驻豫北孙连仲等部，向敌军猛攻。自一月初旬主力接触，直打到二月二日攻克卫辉，才算将豫北敌军扫荡清楚。

　　这次梁寿恺不听命令，自作主张，弄坏了全局，无论按军法或按革命纪律，均当予以严格处分。然以隶属关系，怕孙二哥不得谅解，只得隐忍，仍须送粮秣送弹药给他。只因他鸦片烟瘾太大，很不可靠，乃以韩复榘代理他的职务，须等他烟瘾戒除以后，再许回防。梁这次离军，受许多磨折，到北平即戒了烟，身体也好起来。“不受折磨不能成佛”，这句话真有教训。但因此三军朋友总说我手段太辣，而不肯明察内容。平心论事，当事者对于旁听者的风凉话是毫无办法的，唯有听之而已。后来将此事经过详细函告孙二哥，孙二哥倒颇能了解。至此东北两面，都暂时平静无事，河南全局转以安定。

　　这连着几次的战役，实在都够激烈的。就物质方面而言，敌方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武力远胜于我方。他们空中有飞机，陆上有坦克车、钢甲车，在后方有丰裕的饷源，在前方有充足的弹药。这些我们一件都赶不上。可是精神方面的劣点，却成为他们的死症，他们纪律太坏，所至之地，肆意骚扰，使百姓苦痛不堪，深深地认识了军阀的罪恶。他们的官长嗜好多端，生活腐化，身体精神都不足以担当重任。他们官兵生活悬殊太大，官长太富，士兵太穷，官长太舒服，士兵太困苦，同时又无所谓政治训练，也没主张信仰的维系。因此之故，他们纵有优越的物质条件，却没有强旺的战斗意志。

　　敌人的物质优点，我们都没有，同样我们精神方面的优点，他们也没有。我自治军以来，兢兢业业地所注意的就是部队的训练与纪律。此次五原誓师，各部队成立政治部，于官兵的政治训练，军民间的联络，无不致其全力。每天三翻四复，口说笔写的，都是关于民族的危状，民众的痛苦以及此次国民革命的意义与价值。士兵时刻呼吸着这种浓厚的革命空气，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吃苦拼命，不是为了一派一系或任何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肃清祸国殃民的军阀，是为了争取国家的自由，解除民众的痛苦，是为了实现三民主义，完成神圣的国民革命。官兵具有此种明确与深刻的认识，故能不畏艰苦，勇猛前进，同时爱护百姓，严守纪律，勤劳刻苦，坚强清正。同甘共苦，上下一致，又都是日日三令五申，官兵共守不渝的天经地义。因此之故，我们的物质虽极艰苦，但精神方面可以克复之，战斗力的坚强往往使敌人为之胆寒。

　　在实际战斗上，我们颇知避去自己所短，而尽量利用我们的所长。比如每次战役中，我们总是利用夜袭，利用狂风暴雨的天气出击。天色越黑，愈是我们作战的良机；天气越恶劣，愈于我们作战有利。这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官兵的身体强壮，战斗意志旺盛，而敌方官兵体弱志惰，受不了辛苦。在武器方面，此时他们的飞机大炮都不易起作用，而我们的大刀短器却恰好能够发挥威力。我们又善于防御，每人都带一把大铁镐，官兵皆善用，官长能在前为兵表率。每筑一个阵地，必是尽心竭力，又迅速又坚固。敌方以其优越的武器，费两三天的工夫攻破了我们一个寨子。我们不过退三、四里路，立刻又深沟高垒，拼命抵御。所用战沟是新式竖沟，当敌人进攻的时候，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敌人，而敌人却看不见我们。他们每攻得一个村寨子，大约伤亡五、六百（我伤亡一、二百），致受重大牺牲，弄得胆丧气沮，不敢续进。

　　他们攻寨常用坦克车，寨门一碰即开，等其进了寨子，我们即蜂拥上去，围而攻之，坦克车两弯三拐歪入沟中。故所俘甚多，使其再也不敢用此。又我们确守射击军纪，不见敌人不放枪，不瞄准不放，三百公尺以外不放，故能射击准确，弹不浪费。而敌人方面恰恰相反。夜间我们只派一、二人放枪数响，敌方即密放一整夜，简直不知射击军纪为何物。他们虽有充足子弹，亦非我们所畏。

　　我们部队虽经艰苦奋斗，而屡得胜利，但并不是说，我们能以精神超越一切，而不受损失。相反地，每次会战，我们都有壮烈的牺牲。这就因为一则敌方武器精良，我们是凭血肉相拼；敌方有日本顾问之类的帮助，我们只凭自己将士的能力。彰德附近之役，鹿瑞伯任指挥，敌方飞机成天猛炸，使我们部队陷于十分困苦之境，鹿只好躲在一个小地洞中，尽力以电话调度一切。那时左翼单薄，令张凌云师增补，却无法开上去。他带着人马二、三十人一大行列，察看进兵路线，不料为敌方望远镜发现，立刻掉过大炮向该路猛击，使我们人马死伤甚重，连张师长自己也几乎遇难。曹州府一战我们亦受很大的损失，师旅长如曹福林、孙桐萱等均受伤。豫南两次会战，只孙良诚一部，就阵亡一万多人，轻重伤兵挤满了开封医院，旅团长受伤者达数十位。

　　在这个悠长的激战期间，我除调度部队指挥作战外，更要筹办救慰伤兵，掩埋阵亡官兵，奖赏有功各部，以及人马枪弹粮秣被服补充等等的事。每天随身带着二、三十副电话机，与前方各部不断联络。不是这个军长来电话说，子弹没有了，非赶急补充即无法支撑了，就是那个指挥官说伤亡已经挤满，再不设法赶运救治，就要发臭了。此外，还要各处奔走，一会儿要去开封，一会儿又到郑州，一会儿察看东路，一会儿又察看北路。在各城各地，一方面与各级官长接头，一方面须对士兵讲话，同时还得对民众宣传。一天到晚，黑天白日，生活老是如此忙迫，神经老是如此紧张，一直继续了数月之久。一天我到东路督战，在兰封南门城外，召开民众大会。正讲着话，敌方三架飞机出现在上空。民众沉不住气，都四散逃避。那三架飞机掷下几个炸弹，距我们不过百十公尺远近。

　　等到飞机去远，大家重又集合，我向民众慰问一番。知道没一个人受伤，我就说，飞机投弹并没有什么可怕，比如天上的飞鸟比飞机多得多了，但天上飞过的鸟儿曾把尿撒到我们头上？（大家听这比喻，都笑得前仰后合）我这样地说，不过为听众取笑，以减轻他们对飞机的恐怖心理而已。不想会没开完，飞机重又掉回头来，在会场北面的路上，连投炸弹数枚，炸了数个四、五丈深的坑，徜徉而去。这回民众再没有逃的，都能镇静不害怕了；于是和父老们谈谈问问地方情形。那时张宗昌部队刚被我们打走，地方被其蹂躏，人人怨苦。一位老农人说，他家里牛羊都被宰尽，甚至狗子亦被杀了吃掉。另一位说，他家里专以养鸡为生。可是张宗昌军队一到，先来要蛋，蛋吃完了，又要鸡，弄得鸡种也绝了。又有一位带我去看他的住屋，他家住在铁路北面，曾被张宗昌的白俄军队暂住数日。那些白俄故意糟蹋百姓，把蒸馍用的蒸笼里一层一层都拉些粪，烧锅不用柴炭，把门窗凳桌一一劈毁，作为燃料。象这类的见闻太多，不必细举。我曾将他们的暴行作为诗歌，刊之报端。受害人民之过于穷苦者，并设法予以相当救济，使能重理生业。俘虏中有白俄五、六百人，多半连同钢甲车一并俘来。他们都是直奉军阀雇用的，只为吃饭挣钱，别的都无所谓，其中多机械技术人员。解到后方，弄些好吃的款待款待，派了几位善俄语的人与他们谈谈。他们高兴得不得了，欢天喜地的唱歌跳舞，以为娱悦。其歌舞有的很是粗鄙，有的很文雅。又上次在卫辉附近俘白俄甚多，亦予优待，令其各献所长，随军服役。其他所俘之敌军官兵，亦妥为安置，决不加以杀害。其中有刘志陆一部官兵，皆粤桂籍，解除武装后，拨车送至汉口而后给资遗散，官长每人五元，士兵每人两元，以为他们路上盘缠。原籍山东、河南者则讲话后就地解散。所俘伤兵，都送入医院为之治疗，和本军官兵待遇相同。我以为这并非作慈善事业，而是尽我们的义务与责任。因为祸国的只是军阀，士兵们是完全无辜的，他们一样也是良民，只因生活驱迫（这也多是军阀所赐），始应募当兵，变成军阀爪牙。我们不但不应加害于他们，并且应当寄以同情的。两国交战，俘虏且须优待，方算文明，更何况我们是内战？这意思曾向首领三令五申，故办理甚佳。

　　经过这次大战，直鲁奉以及孙传芳军一蹶不振，暂时再难向河南进犯。同时第一集团军自从徐州南退，因为内部发生了些问题，蒋先生表示消极，下野遄赴日本；而宁汉之间的冲突亦已诉诸武力。革命的友军们，发生这样分裂，使我困处河南，亦无法单独前进。因此在会战结束后，我除尽力关怀宁汉之争，促请蒋先生出山，并催促山西方面发动军事而外，就埋首于自己内部的整顿。第一，就是肃清后方奸慝；第二，就是加紧整饬吏治，以使内部得以健全与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