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北大战

　　经过十六年前后豫东、豫北的几次血战，河南局面，虽暂告安定，但长江流域和冀、晋原野，都燃起了连天的烽火。

　　宁汉间的局面时弛时张，意见迄不消释，而亲痛仇快的战幕不免终于揭开。幸而变化微妙，急转直下，干戈忽又化为玉帛；跟着是要人下野，党部改组，上海发生了特别委员会的组织，直到宁汉政府合并，南京组成国民政府，共推谭组庵先生为主席。这期间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新的局面，都有别种记载可查，这里不必细说。同时，在北京僭称大元帅之名的张作霖，自从攻豫失败，积极重振旗鼓，添聘了许多日本顾问，备办了充足的军火，另新发动了攻晋攻豫的战争。

　　山西以傅作义驻涿州，被奉军重重叠叠地围困起来，傅作义坚毅沉着，守着涿州后，与奉军死抗，奉军左攻右攻，受了巨大的损失，仍然未把涿州撼动分毫。在这个长时间的涿州县城争夺战中，傅作义将军的英名轰动了全国，而我方平汉路军事全局，亦因以获得很大的便利。

　　阎百川先生就任了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誓师讨奉以后，我的驻晋代表李子晋从太原回到郑州，见了我，说了许多的拐弯话，我和他说：“我的性情素来直率，不善应酬，你们在外边为我代表，必须替我弥补这个缺点，尽力地随和随和，说些好话，以便与各方感情日臻融洽。若你们也到处得罪人家，那便不是我的本意了。”

　　他听了我的话，很表示他抱屈，半晌才说：“我本有许多话要向你报告，现在你既然这么说，我就不必说了。但有两件事实还是说一说，请你记着：第一，张学良盘据彰德的时候，山西本就要发动，打算出兵石家庄，抄袭奉军的后路以与我们呼应，收夹击之功。

　　可是张学良事先听到风声，即请乃父张作霖备办大量礼品，送了过去，向对方表示好感，并请山西方面一块儿先把青天白日旗制好，容给他们三天考虑的时间。这个要求，对方竟然答允。哪知道是奉张的缓兵计，三天过去了，不但未曾践约易帜，反把他们的炮兵开了过来，对之猛轰。吃了这一个闷心亏以后，才决定发动；这是自误误人的一个事实，很值得记住的。第二，我在山西多时，一直没听见一句肺腑中的实话。只有一天，我们谈了五、六个钟头，直到夜深两点钟。当时越谈话越多，越说越高兴，俗话说“言多语实”，一天我听到两句实话，我永远都不忘记。他告诉我他的处世秘诀就是：话说得越彻底越好，事做得越不彻底越好。他把话说出了口，马上就自悔失言，我心里也感觉得很不痛快。我们彼此瞪着眼，很久没有再开口。这两句话是极可珍贵的，因为确实是他肺腑中的真话。”

　　这位李先生的眼睛生得有点斜，我就只好开玩笑似地和他说：“你是眼斜心不正。好话你记不牢，偏偏记牢了人家的坏话。”

　　现在回忆当时情形，仍然使我想起李先生那些话而生无限感慨。

　　在那时，平津为军阀势力的大本营，那方面的动态情报是我们所最需要的。张敬舆先生时居天津，于此项工作极是出力。他以五千元办一无线电台，请丁春膏等负责，专与我们联络情报，一天之中发几次电报。另外他自己又设法与我们通递书信，数日一次。此事张先生热心帮忙，花了不少的钱，费了很多的心力。后来张作霖侦知，一日请他吃饭，即在宴会席上将张先生杀害。公公道道地说，张先生实为革命最忠实的朋友，他身冒危险，大量地垫钱，什么也不图，只要助成北伐革命。张先生之死，系为革命牺牲，他的功绩是值得纪念的。在北京，也有一个朋友帮着做情报工作，也冒了许多的危险。

　　军阀们在他们的防区内企图消灭革命势力，简直无所不用其极，对于革命党员固然大肆捕杀，即普通人稍为有一点与革命有关的痕迹，亦都加以拘捕。北平街上受我们拖累者甚多。有某布店因本军某团专在他家买布，竟被罚款数万元；又有一家米面店和一家药铺因与本军有买卖关系，老板亦被提去压杠子打鞭子，弄得九死一生，结果仍是罚款释放。

　　试问商家买卖，何来仇恨，又有什么政治关系，真是黯无天日。

　　有位朋友王弼臣，在保定府住家，因为他在客厅中悬挂过我的一张相片，便成为了不得的大罪，被军阀们的爪牙捕去，待之如江洋大盗，手上脚上都给戴铁链，百般地勒索讹诈，结果罚了一万多元，闹得倾家荡产，一家几十口都没饭吃。住在北平的国民军官佐的眷属被拘捕的更多，也有父母入狱，也有兄弟被捕的，甚至一个曾在本军当过伙夫的平民也被捉去一打二罚，走头无路。本军将领之中，刘菊村做过京兆尹，张之江做过察哈尔都统，李鸣钟做过绥远都统，鹿瑞伯做过北京卫戍总司令。我们的部队，自成立左路备补军第一营，直到此刻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止，除开短期在浦口常德和谌家矶驻防外，其余的时候，大都驻在华北一带。华北几省无论城市或乡村，到处都有革命军的亲故，到处都有国民军的朋友，他们受我们的拖累，遭殃被祸的真是不少。万想不到军阀暴虐无理，一至于此。说军阀所在的防区即是人间地狱，实在一点不假。

　　在山东方面，我们派去做秘密工作的朋友被张宗昌杀害的也很不少。其中有一位王君，曾充本军旅团长，住在山东，为我们常常通信，后来即遭枪杀之惨。张宗昌在豫东苏北战败，回到济南，一肚子气忿无处发泄，迁怒所及，横施虐杀。

　　郑金声被姜明玉叛变劫获，即被解赴济南，同时被押的尚有田瑞霖及一位从安徽捕去的马君。此时他为发泄气恨，便把他们三个人提出来，想着加以处置。见了郑金声，立刻迫令下跪，郑不跪，怒道：“你要枪毙我，请赶快下手，不要多话。

　　我为三民主义为中国国民革命而奋斗，什么都不怕。”闻者均为之落泪。张宗昌改变态度，许予大官，郑金声即满口“土匪”、“卖国贼”，对之痛骂。张恼羞成怒，把他们三人同时枪决了。（其中田瑞霖为陆大速成班第一期毕业，河南沈邱人，为人热诚勇义，随段先生任事时为最敢言之人，故有“田大炮”的别号，学识能力实为国家有用之材。）

　　后来二十二年郑继成刺杀张宗昌于济南车站，便是为他的叔父郑金声报仇。张宗昌祸国殃民，落得如此下场，想来还有点死有余辜。

　　豫东之战，我们在考城方面截获张宗昌部十几尊大炮，运到后方查验，发现每尊大炮的弹膛都已炸毁。大家猜度原理，究竟是他们退却的时候自己故意炸坏的呢？抑是另有他故呢？

　　许多人都莫测玄奥。我知道从前袁世凯曾特意令兵工厂制造一种爆炸性的枪弹及炮弹，专门用来炸毁败退时不及抢走的枪炮，以免资敌。我想莫非张宗昌也备有这类的炮弹么？后来打听，才知道满不是那回事。原来那完全是兵工厂里的工人作弄的把戏。他们痛恨军阀，同情革命，故意仿制了爆炸性炮弹杂于普通炮弹之中。及至运到前方应用，好好的大炮多在开火后炸坏，无从发生作用。

　　蒋先生自徐州退却后下野，悄然遄赴日本，不久即经各方敦促，返国到沪。那时我在开封，闻知蒋先生已回，极是高兴。即与阎百川先生电商，请共同拥护蒋先生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俾北伐大业得早完成，连同电稿一并拟好附去。当蒙阎先生复电，签字赞同。于是共发一告全国同胞的通电，说明当前大势及我们襟怀。同时并致电蒋先生，表示我们的诚意，请于早日回职。蒋先生接受了我们的意思，即回京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