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追捕济南的“赤化党”

　　1926年，国共合作组成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了长江沿岸各省，直、奉系军阀统治政权（吴佩孚、孙传芳等为直系；张作霖、张宗昌等为奉系），摇摇欲坠，军阀割据的局面，起了极大变化。华北各省国共两党成员及青年学生，纷纷南下，参加北伐的革命队伍。那时国内两大交通干线的津浦、京汉铁路已经中断，只有从天津和青岛可以乘船南下。山东奉系军阀张宗昌与直隶（即河北省）奉系军阀褚玉璞，害怕华北的人士大量南去，动摇了他们的统治地位；为阻止青年人投奔革命阵营，他们以直鲁联军的名义，派重兵把守天津和青岛两处港口，严禁青年人出境，在盘查中逮捕了不少的中青年旅客。因此，使两党人士及青年学生深感南下困难。

　　当时张宗昌派他的卫队旅旅长祝祥本的第二团驻扎青岛港口，执行盘查旅客出境的任务。第二团团长任某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大老粗，因和张宗昌一起干过绿林行当，张很信任他；知他没有文化，特别找了一位东北讲武堂毕业，并曾留校当过教官的纪晋昌为第二团中校团副（即副团长），帮助料理团务。纪少年精干，又是奉系讲武堂出身，因而任把团务全部委托纪负责处理。这时纪晋昌率领全团人马驻在青岛港口。

　　那时济南的国民党人范予遂（时任省第一师范教员，解放后曾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子壮（省第一中学教员）、丁君羊（齐鲁大学学生，当时系共产党人，后脱党改名丁基实）等，到山东省议会副议长陈韵轩（名鸾书，省议会民治派首领）的公馆中请陈代想办法。当时我是山东省议会的秘书，住在陈公馆中，陈知道我和纪晋昌是同乡同学，常有往来，动员我去青岛，对纪宣传革命形势，争取纪能掩护放行。我到青岛，说服了纪晋昌，他答应加以掩护。我返济南向陈报告，由陈转告范、王、丁等，组织南下的人陆续出发。

　　当时规定的联络办法是：由济南方面发给南下的人一张印有“鲁盛伟”三字的名片，到青岛后持此名片到《青岛时报》馆，找该报编辑王子云报到（王是当时国民党青岛市党部的成员），王问明南下人数和住处后，即将名片销毁，然后通知我，我按当时情况，随时作好安排。另外在青岛租一处空房，如有不便住旅馆的，即到该处住宿，并安排了一个人担任招待。这样布置妥当后，我即首批带领陈韵轩的侄子陈毓桢（山东法政专门学校学生）、我的二弟魏士俊（山东大学文学系学生），由济南到青岛，会同王子云的表弟刘安太（滕县中学学生）作第一批南下试行，以打破其他人的顾虑（出去的人当时是说到上海后，由组织送他们去武汉军政分校学习）。纪晋昌遵守诺言，并派团部一中尉副官刘某专在港口码头随批护送。每次乘日本轮船出发，我都到港口码头向刘副官打招呼，看着轮船开走才离去。这样自11月到春节前，都先后平安出去，未发生任何事故。南下人员中不仅有山东的，还有从北京到济南转青岛南去的。至于共有多少人南下，我当时未作统计。完成护送任务后，我即回济。

　　此次任务刚结束，突然发生了祸事。一天王子云在报馆内，有一个叫张子英的找他，说从上海来，奉国民党中委王乐平的派遣，来青岛找魏华亭（我的别号）、王子云、范予遂、王子壮、丁君羊等5人，迅速去上海，有要事商议，愈快愈好，还说在青岛等着一同走。王子云麻痹大意，未加警惕，既未见王乐平的只字介绍，又未对张进行盘问，竞对张子英的话信以为真，当时当着张子英的面，马上给我向济南镇武庙街陈公馆写了快信，通知我转约范、王、丁等速到青岛。张当时记下了我的通讯地址，欣然而去。恰巧这天高春如先生（名秉坊，博山人在张北工作），有事由北京到青岛转赴上海，高是王子云的老上级，王去看望高，并将王乐平派张子英来青岛约去上海的事告诉高。高询知张子英的体形高大和天津口音后，大惊失色。因高在胶济铁路火车上，坐的二等车（当时火车坐位分一、二、三等），恰巧和张子英坐对面，当列车长查票时，张出示山东督办公署护照（有护照即不买票），高是个有心人，偷看护照上写着“督办公署密探长张子英”字样，因而和张搭讪着谈一些山南海北的闲话，顺便问张到青岛有何公干？张漫不经心地说去办一件案子。高听王子云谈后，即将火车上所见告诉王子云，指出张子英不马上下手，很可能是想一网打尽，也可能白天怕轰动群众，透露捕人消息，等夜间逮捕。当时嘱王子云不要回报馆，马上乘夜车到济南给我们送信，速离山东。王子云凌晨到济，在北关站下车，直奔陈公馆，将情况向我和陈韵轩谈后，我即和王离开陈家，到商埠纬二路北头胶济铁路宿舍周人良处躲避（周是胶济铁路机务段职员）。晚上陈韵轩到周处给我送衣服时说，我和王子云刚离开他的公馆，张子英就赶到了。当我和王子云走后，陈即告诉女仆王妈：如有人找魏先生，不论男女，都说去青岛没有回来，其他一概不知道。张子英找到陈公馆，问魏华亭是否在家，王妈告以数月前去青岛未回来。又问有人来找过魏先生吗？王妈说没有人找。因当时省议会虽然不开会，但是个民众代议机构，军阀们有时还要借用这块招牌用一用，所以张宗昌还不敢对议会公然无礼。张子英见这个女仆对答自如，因而对议长公馆不敢非理相加，只好走了。

　　这位密探长没有隐瞒真实姓名，因而我们得以幸免虎口；更侥幸的是恰巧碰见了机警细心的高春如先生，发觉了张子英的身份，不然，后果将不堪设想。

　　张宗昌接着下令在济南、青岛大张旗鼓地搜捕济南的“赤化党”人（当时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对国共两党统叫作“赤化党”），虽然闹得乌烟瘴气，而我们5个人都平安离开了济南。我和王子云等风头稍过，于张宗昌欢庆元宵节大闹花灯之际，由周人良送上北去的火车，我去沧州，王子云赴张家口。范、王、丁等人也先后离开了济南。

　　以上情况是1926年张宗昌在济南、青岛大举缉捕济南的“赤化党”的经过。事后有人说这是由于从山东到了上海的学生们，在王乐平先生住处不远的一家北方小饭店吃饭，认为在上海百无禁忌了，大家彼此畅谈南下经过，而这个饭店是张宗昌派的暗探开设的，因而探悉了内情。（纪晋昌的关系无人知道，所以毫无牵扯）也有人怀疑是有人向张宗昌告密，不然不会把5个人的姓名以及王乐平的关系，了解得这样清楚。

　　新中国建立后，当时由青岛出去的朱道南同志（曾任上海市房管局党委书记）写了一部小说名《在大革命洪流中》，后来拍成了电影名《大浪淘沙》，曾到济南拍摄过外景。片中出现的当时两党人士和学生纷纷南下的镜头，就是我这篇文稿的内容。当然在电影中对如何通过青岛南下，是不需要摄入的。据说朱同志在《大革命洪流中》小说里，曾把掩护青年从青岛南下，写为得力于“魏旅长”掩护，他还不知道当时我仅是省议会的秘书。

　　(山东省议会秘书 魏剑白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