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北伐

　　帝国主义者，尤其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一贯政策，就是竭尽智谋，用尽手段，阻碍中国的统一。把中国造成割据的局面，在中国掀起长期的内乱，它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攫取利益，实现其侵略与并吞的野心。它们仇视革命政权，必设法压迫之、打击之、破坏之，使其永远不能抬头，永远不能成功。一部中华民国史，写满耻辱，涂满血迹，无论翻开哪一页，都可以看见它们幢幢的鬼影。在这里，中国的军阀，被其挑拨离间，受其指使与操纵，做了它们的最忠实的鹰犬。它们最初是愿意躲在它们背后的，借给款项，供给军火，支持他们的政治生命，使中国一步步入于其彀中。但一旦军阀统治地位发生动摇，军阀本身的力量不足以自存自卫的时候，它们就不惜把狰狞丑恶的面目完全揭露出来，亲自出马，给对方以破坏与打击，而使之消灭。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在中国演出多次，郭松龄反戈讨奉之役，功败垂成，就是一个现成的实例。这次革命军北伐，全国振奋，节节胜利，眼看着军阀们已经一个个入于溃败灭亡之境。当革命军重新团结力量，继续北进的时候，于是田中内阁下令出兵，阻革命军的北上；这回索性公然挑衅，不像破坏郭松龄那次的躲躲闪闪了，结果乃有十七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的发生。

　　津浦沿线经过几次歼灭战，我方追奔逐北，使敌兵不能立足，都向黄河北岸败退。蒋先生到了山东，一连拍给我两三个电报，邀我到济南会见，商谈各项军政要事。我在动身前，把队伍略加调度，命石友三驻防洛阳，孙连仲、韩德元共驻潼关，其余各部仍旧。处置妥当，即乘火车赴约，到了徐州。忽然又接蒋先生一电，说：“济南有事，请暂中止前来。”

　　我不知道什么事，很是纳闷。车子停了，我细细想，若是发生兵变，蒋先生不致还有给我电报的余暇，若另有什么危险之事，则患难生死必当相共，我更无半途而返之理，乃令车子继续前行。到了泰安，打电话探问，方得到济南被日军占领的消息，又知道蒋先生和外交部长黄膺白先生此刻都在党家庄。既已明白这一确实情形，我益发觉得非去不可。我的左右都劝我听从蒋先生的电告，暂不前去。蒋先生那边接连打电话阻我前行，以为党家庄距济南太近，恐遭日本人不测之祸。我都没有听从，令车子一直开到党家庄。在党家庄车站一所清真寺里，我和蒋先生、黄膺白先生见面。这礼拜寺很高大，很洁净，平常日子无人进去，这天特意开了门，让我们入内坐谈。想不到这小地方有如此规模的建筑。当时蒙蒋先生、黄先生给我详谈这次事变的情形，知道我方各部以连得胜利，不觉心满意足，有点懈怠疏忽。他们一进济南城，便忙着各去找乐儿，大官儿上大馆子请客，小官儿下小馆子喝酒，有的洗澡，有的买东西，有的各去闲逛。这些部队本很复杂，如此一来，弄得满街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秩序紊乱。这时日本兵已经陆续开到济南，就在街上向我们挑衅，两下发生了冲突。贺耀祖与方振武部都拼死与日兵对战，一时战况很是激烈。结果我们有一部分部队被日兵缴械，城中建筑有多处被毁，军政人员及百姓受害者颇多。最惨的是我们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先生，被日本兵捕去，百般污辱，终于被凌迟而死。日本军阀的兽性，可谓发挥无余。蒋先生和黄膺白先生幸亏防范的周密，不然亦难免受险。当下蒋先生问及我处置此事的意见。我说：“对于这事，各人有各人的身份立常以我一个革命军人的身份立场说，我主张不顾一切，拼命和日本鬼子干一干，马上给他一个反击，先把济南日兵消灭，让他认识认识中国的革命力量，不是可以随便欺侮的。我们革命，是为民族求自由，为国家求独立，绝不能因为他的压迫，我们便放弃了革命。我这是说的一个革命军人的本色话，至于为免军事冲突，从外交方面与他交涉的办法，也许较为妥稳；但这是应该是策士或外交家的主张，我不应该提出来说。” 黄膺白先生接着说：“从实际着想，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这个力量对日本开战呢？这是要考虑的。”

　　商量的结果，决定这回事件从外交方面着手办理。蒋先生暂回南京去主持一切；军事方面，各部队全交由我指挥，撇开济南的路线，继续北伐。

　　这天夜间，我和蒋先生、黄膺白先生同在车站旁露营。我们躺在地上，满怀悲愤的情绪，久久不得入梦。仰面观着天空，蓝如静海，上面缀满着闪闪的繁星。看见天空之大，宇宙之不可思议，觉得自身渺小，简直不如一只虫豸。我们谈了一会应付日寇的办法，又讨论一会北伐的战略，直至夜深，方始睡去。第二天一早，我就转回河南了。我从开封到了新乡，接着又由新乡转到道口，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到各地都集合官兵，详谈济案经过，并作《五三国耻歌》，印发各部习唱。随即在道口住下，与朱培德、陈调元、方振武、孙良诚各部接头，当即下令各部向前挺进。他们接奉命令，有的立刻前进，有的却迟迟不前，好像让日本兵在济南闹了这一阵，就不免有点心灰意阻，以前那种勇猛无前的精神已经丧失了似的。在平汉路上，自鹿钟麟攻破张学良以后，此刻韩复榘已经一直打到石家庄。想到阎百川先生曾关照我，彰德以北的事我不须管的话，我怕韩复榘继续前进，会引起误会，即致电令其停止待命，但须随时准备，以便于必要时可以迅速地进援山西部队。

　　我到道口不久，蒋先生在南京会议毕事，来电要来看我。

　　我出道口相迎，乃在柳河晤面。他以人员更替的事征问我的意见，我说一切都请你主张；又商谈了一些军事问题，临走时他很诚恳地对我说：“目前外交正在紧张的时候，我还得回南京去主持，所有队伍仍都归你指挥，我已经电令各部关照了。”这时津浦线上张宗昌部队尚在德州附近，我方陈调元部正向此方前进，惟动作颇嫌迟缓。平汉线上，张学良部退到保定、正定之间。又第二次进攻晋阎，当初山西方面若早出兵，奉军绝不能到石家庄，将省却许多麻烦。可惜错过机会，致石家庄为奉军所据，及至韩复榘拿下石家庄，又关照我们不许过彰德，韩乃遵从命令，停兵不进。可是奉军二次进攻，势仍猛锐，山西方面虞有不支，又派人来请我出兵。我说遵守你们的约言，所以不敢出兵相助。来人说，这次是求援，以前的话不提了。我觉得与人相处，真不容易，只得令韩复榘前进，与奉军接触。张学良部队经不住左右夹击，遂即溃退。鹿、韩两部进驻南宫，津浦线也攻下沧州，直鲁各部溃不成军。张作霖看着大势已去，于六月二日夜间乘车逃出关外。张的行踪，沿路都有天津的无线电台报告。先说张作霖离开北平了，继说到了天津了，又说已经出关，接着就接到消息，说他到皇姑屯附近被炸而死，是日本人埋的炸弹。

　　张作霖分明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多年的鹰犬。这次为什么对他下此毒手？据说是日本要求张作霖履行二十一条件，而张作霖没有践约之故。本来二十一条的提请履行，是那次日本代奉张攻击郭松龄的交换条件。及郭松龄既被乔装的日本兵消灭，日本即要张实践诺言。张当时含糊其辞，只说待到了北京而后实行；及至到了北京，张又借故推诿，迟延不肯践约。日本帝国主义虽不如愿，但还怀着希望。这次见奉张兵败出关，一蹶已难再振，看透他不但没有履行二十一条的诚信，事实上也没有履行的力量了。愤恨之余，便决心把他炸死。卖国媚外，甘为日本帝国主义鹰犬，到头落得如此下场，恐怕张作霖到死都没料想到吧？

　　我得到张作霖炸死，奉军退出关外的信息后，忽然病倒了。浑身发烧，咳嗽头痛，上吐下泻，四肢无力，眼睛看东西一片模糊，两手麻木，连执笔写字也不能够，终天什么东西也吃不下肚，只是吃药发汗。热没退清，又忽受风，于是又得发汗，后来躺在床上，沉睡不醒，虽用手推大声喊我也不知道。有时偶而一醒，眼睛总睁不开，随即又沉睡如故，宛如完全失了知觉一般。我想到我这次卧病的原因，实在就在张作霖和奉军身上。这长时期以来，我是不分日夜，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与繁忙之中。生活又过于没有秩序，有时整日不吃饭，有时一顿吃八、九个馒头，身体精神，早已到了疲敝不堪的地步。但因责任在身，大事来了，精神有所灌注，我仍然能够一天天照常工作，而不觉其疲殆。现在张作霖一死，奉军溃退，关内宣告统一，我这方面的任务已大半达成，千头万绪的心愿都化为乌有，于是紧张的心身立刻松弛，长时期日积月累下来的疲劳病困一时全部发作起来了。我这一病整整的躺了六天不曾起床。后来多亏一位杨大夫懋代我诊治，才慢慢痊复。病好之后，我接到孙二哥禹行去世的讣告，使我非常震悼。我整整哭了一天，而后开了一个追悼会，以表我的悲悼之忱。孙二哥一生致力革命，尤其在天津、在南口，直到随军西退，以至五原誓师，都与军阀殊死拼战，不稍妥协。现在张作霖已倒，革命大业刚刚见了曙光，他便溘然长逝了，连收复华北后的情形，他也不能亲见。他为人慷慨好义，有胆有识，爱国爱民的热忱，尤其叫人敬服。这样一位大有作为的人物，竟于此时逝世，真是令人伤痛。想着我们半生厚谊，想着多年同患难的经过，不由我越想越是难过。当开会之日，我一面讲话，一面哭泣，至三、四个钟头之久，终于不支，晕倒了过去，抬入室中躺下，又复沉睡多日。

　　奉军既倒，关内军阀都已缩首敛翼，无所作为。为了处理这个新出现的统一之局，蒋先生特来北方，找我们商谈一 切。我原准备到开封和他见面，不想正从郑州上车，车站附近忽然失火，弹药房亦被波及，爆炸声不绝，建筑被毁甚多，亦颇有死伤。军民忙着救火，刚刚把火扑灭，蒋先生即到郑州，同来的还有邵力子先生和宋美龄夫人。邵先生我们是旧识，蒋夫人那时还是第一次见面。那次见面，我们谈话很多。记得蒋先生曾问及我对于军区问题的意见。我对这个问题本没有特别研究，当时只根据直感所及，说了几句，以为我国幅员广大，最好还划作几个军区，较为适合；但每个军区亦不可太大。满清沿袭明制，多以两省为一军区单位，如两广、闽浙、陕甘、两江等是。民国来每个军区亦不过五省，此事可按实际情形斟酌定夺。我当时说话，毫无成见，只不过把个人意见随口谈出来，给他做个参考罢了。从这里蒋先生前去石家庄与阎先生会见，我派马云亭与刘子云等二位陪着同行。回来，我们又在新乡与道口之间的一个车站上见面，谈及拟将河北省并北平，交给阎先生，征询我的意见，我回谈：“只要军阀国贼铲除净尽了，我便已经十分满足。别的事怎么办都可以，还是请你酌夺吧。” 蒋先生因又请我驻军天津，因天津实为北方唯一重镇。我的意思以为革命告一段落，政治应使之真正统一，此时大家都当解除兵权，交归中央，同在政府中办点大事或小事，不可仍旧各霸一方，形成割据之局。且山西军驻河北，我们驻津，部属之间恐亦不易处得好，因此觉得不合适。这回商谈二、三小时，所谈大致如此。

　　当时我从道口移到新乡，借住道清路段长的屋子，那房子有一个宽大的院落，养着不少的花草。我往常和外国朋友闲谈，他们总说中国只有村庄，不见花草，我告诉他们说，中国不是没有花草，中国的花草都是养在私人家里，不会种在公共的地方。他们对这种习俗，很觉奇怪。我也觉得这是自私的办法，实不合理，因此我有意要在各处添设公共花园，以为社会倡导。这回我令手枪队将院外的大坑填平，将院中花草移植过去，在中间设一小型图书馆。又置办木马杠子等运动器具，以为平民游览憩息之所。后来邓哲熙亦在开封办设几处，只是数目还嫌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