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北伐(2)

　　从新乡我又移住百泉，其地在卫辉北门外，泉水甚多，故有此名。附近山有“啸台”，为晋代孙登读书讲学之址。又有邵康节先生的“安乐窝”，本地姓邵的很多，据说都是康节后人。西边有个邵公祠，现在还保存着。从邵公祠南行，有孙夏峰先生的祠堂。孙夏峰先生原是直隶容城人，因明末清初时曾在此间讲学，故立祠以为纪念。离祠堂不远的半山腰里，有个大坟，石碑上写着“饿夫墓”三字，我不知道来头，觉得奇怪，就向本地人探问原委。后来查阅志书，才知道，这所谓饿夫，名彭了凡，明末直隶黎县人。当满清入关之初，他与孙夏峰先生等几位志士结合，到处倡导反清复明的运动，曾发动几次义兵，都未成功。当最后一次失败后，彭先生便跑到此地来，找夏峰先生商议再度举义的大计，不知为了一个什么问题，彼此意见不能一致，斗起口来，彭先生便负气走了。夏峰先生以为一定是往他处活动去了。哪知过了几天，听说有人在半山腰里发现一具饿死的尸体，夏峰先生赶紧前去探看，原来便是那次负气出走的他的挚友彭了凡先生。当时抚尸痛哭，又不敢声张，即就尸体所在，掘土掩埋，并经立碑题字，以垂久远。我看了这段民族英雄的故事，心里不胜感动，曾作了一篇三百多字的墓序纪其始末，即于墓旁崖石上勘刻，使这段可悲可泣的英雄志士的事迹不致泯灭。

　　百泉地方有一池子，周围约百步。池子东西各有一所祠堂：一是共姜祠，一是元相耶律楚材祠。耶律楚材是一个投降蒙古的汉奸，只因他为元相，力阻元兵虐杀，人民感激，乃立此祠纪念。我以为他虽然是个好汉奸，但毕竟还是个汉奸，实在不配后世的奉祀，因此把他的牌位移到旁边去。这池子中心还有一个清辉阁，为乾隆时所建，阁前面有乾隆行宫，那阁子曾经徐世昌修茸，仍然完整（徐在此地有别墅）。距这里不远，有端方的坟墓。我写了一首纪念国耻的诗刻在亭内石柱上面。

　　百泉地方有几个特点：一是蝎子出奇的多，长达二、三 寸，俗名大青蝎，可作良药，每晚可捕到二、三百头；二是池中产鱼甚丰，味道特别鲜美，想是水质好的缘故；三是每逢庙会，出卖药材的最多，都是在别处少见的。我在这里闲住着，每日游览读书，又办些零碎杂事。我在那乾隆行宫的废址，建筑了几所屋子，作为军政人员夏令会聚之所。后来韩复榘又用这屋子举办村治学院。袁世凯在这一带有不少的田产，我都把它充公，交给一位魏某负责改办苗圃，后来颇有成绩。地方随处都有泉源，掘地数尺，即得泉水，但百姓不知利用这种泉水来灌溉土地。我乃和梁式堂先生带着一团弟兄，察看地势，着手掘泉开渠，以为百姓讲求水利之倡导。

　　我在百泉正忙着督队掘渠，蒋先生来电报约我到郑州会晤。我到郑州的这天，蒋先生也到了，同来的还有吴稚晖先生等数位。下车后大家到候车室谈话，吴稚晖先生很高兴，说了许多妙趣横生的话，他为革命两个字下一种通俗定义，说是：“因为张作霖这些军阀的办法不好，所以我们起来打倒他们，我们来干。这可用八个字来说明，就是：你不好，打倒你，我来。” 我笑道：“这还不够，我给你补充一下好不好？”“好的。好的。请你补充。”我说：“你不好，打倒你，我来。只是‘我来’不行，必须是‘我来干’，加一个干字；加了干字还不行，必须再加一 个好字：‘我来干好。’我来了，不干不行，干不好也不行。”我说完了，大家都哄堂大笑。

　　蒋先生这回是经过郑州、保定到北平去，当时他们约我同行，我因有事料理，须稍迟几天再去。这时韩复榘部队已到达北平，缴奉军鲍旅之械后已奉命由南苑退到望都。（当时各路革命军云集北平，秩序颇乱，故令其退回待命。）同时又电阻鹿瑞伯军继续北进，鹿部也就暂驻正定、望都一带。过了几天，我从郑州到保定，先到我的父母的坟上扫墓。坟上的树木都被砍伐，所立碑碣，都被挖倒，坟头也被挖了个大窟窿。这都是张作霖、吴佩孚干的事。他们于溃败之余，无由泄恨，竟迁怒于我父母的坟墓，真是心劳日拙，愚妄卑鄙之至了。听说他们当时本要把坟完全掘发的，幸亏本地思罗医院几位美籍朋友，看见他们的举动过于荒谬，激于义愤，一直跑到墓地对挖坟的人力争，末后说：“你们若定要扒这个坟，你们就先把我们打死。”经他们这样的极力阻止，他们无可奈何，只好罢手。从前唐朝郭子仪奉命转战边疆，立功回朝，家里祖坟亦被人掘坏。皇上和朝臣以及地方官吏都觉得对他抱疚，郭子仪道：“我带兵多年，转战各地，对部众定有约束不到，注意不周的时候，尤其挖沟筑垒，恐亦不免有损及人家坟墓之事，现在我家祖坟被掘，正是不足为奇的。”我想到这故事，以为自己连年对军阀作殊死战，此时父母之坟被人掘坏，亦正是应当的事。

　　我在坟上铺了点草，略加整理修茸，整整地在那儿住了三天。此时细思民国以来军阀官僚政治的主要弊病，就是秉政者尽力排除异己，不能开诚布公。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都是这个作风，结果贻误国家，祸害人民，造成数十年争权夺利的内乱之局。这一次北伐革命告一段落，我们万万不能再蹈此覆辙，必须真正的天下为公，真正的精诚团结，才有希望建造真正的三民主义的新国家。我把这番意思发出一个通电，吁请大家都交出兵权，使成真正直属国家的人民的武力，不可再有私人的军队存在。政府对于各军，须粮是粮，饷是饷，通盘筹划，一视同仁云云。

　　我在保定发出这个电报，因为病未复元，本想再住十天半月，借稍养息；只因蒋先生以及许多朋友都先后到达北平，一再来电促行，说已定好日期，在西山谒祭孙总理灵寝，我在保定即未久留，提前赶赴北平。我在北平西直门下车，许多朋友和军队都来欢迎。我自从民国十四年一月间离开北平，不觉三四年的光阴已经过去，这回转了一个大大的圈子，重又来到此地，眼看着卖国军阀已经打倒了，国民革命告一段落了。可是这个疮痍满目、积重难返的国家，是不是能够从此就走上轨道，循着三民主义的国策一天天向前发展迈进呢？……我一路走出车站，许多感想都涌上心来。

　　那天在西山碧云寺祭灵，蒋先生谒见总理遗容，哭得不能抬头，大家都不免百感交集，空气又是悲壮，又是严肃。蒋先生哭了很久，还不停止。我走上去如劝孝子一般，劝了多时，他始休泪。接着，我就到南口举行国民军联军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军政各界朋友多来致祭，一时人山人海。这时我仍呕吐腹泻，浑身发烧，早前的病都没有脱体。当追悼会进行的时候，看见被收编的张作霖、孙传芳和张宗昌的部队，三里、五里，潮水似地向张家口宣化一直开去。我想如此粗心大意，假若他们有何动作，我们都会成为俘虏。那时大局方定，秩序甚乱，纪律亦弛，情形多如此类，把一种庄严肃穆的革命气氛也破坏了。

　　这时候我深感军人读书的重要，当北平攻下以后，我曾通令各级官长，重新努力读书，重新改造自己，乃购置新书数十大箱，其中史地书籍最多，分送各部，令以打仗精神来读书。有些人颇能接受此意；亦有人以为革命成功了，为何还要读书？我自己亦深感学识不足之苦，心心念念只想找个地方埋头读书。希望国内有个大学允许我作一个旁听学生，我的兴趣是在历史和文学方面，以为惟有读书是重要的事；要读书，必须入学校方才得益。可是许多朋友却说出种种理由，劝我不要作此打算。我的入校读书的计划既然不能实行，于是又想到欧美各国去看看、学学。当时立下决心，拟在美国和德国各住两年，俾可增长些见识，学些东西。可是朋友们又三番四次地劝阻，把我的计划完全打消。我想我当初若能径行其志，则今日必有一些长进，或有小助于国家。至今思之，尚觉悔恨。接着便开汤山会议。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冯玉祥 撰稿